钱濮公案:真相,背景和思索-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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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最后这点上，凸显出真假学者的巨大反差，也使钱氏一门这一次的“自我流亡”，区别于普天之下滔滔皆是的受迫害者。这是不为俗务羁縻，不为俗情留顾，自觉，理性的超越。今观《管锥编》百万余言，洋洋洒洒，何曾有一丝尘埃污垢，俗事染熏？足见大智慧者，得大自在；空明之所，尽现灵光。即使今日挑剔偶误，寻觅缺失之“钱学家”们，也未能在《管锥编》中找到对于此事伤时感遇，指桑骂槐之痕迹。也许是眦睚必报，锱铢必较，心胸狭隘，鸡肠小肚的“钱学家”真不明白，达者的心胸能够宽广到何等程度。仅就事后而言，“文革”后钱氏夫妇像“出土文物”似的被发掘包装，红透海内外，当上副院长，住院有领导慰问，逝世有外国总统唁电，但“我心依旧”，从未采取任何对付濮氏夫妇的措施，就更加证实了这种胸怀。否则濮氏还能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吗？
钱濮公案的思索
陈寅恪论史，曾主张“同情之理解”。盖缘古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已与今人判然有别，非此则不足以明晰当时之人，为何作当时之事。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记忆。“文革”仅仅过去二十余年，已经出现了如此巨大的隔膜误解，甚至像李洪岩这样以历史学者自居者，也因思维部位的偏差而不能自已。当年手脚不干净之人，当然更乐于将这种隔膜误解扩大化，把水搅浑，将铁案混淆为“疑案”，“疑案”翻转作“无头公案”或“无是非公案”了。从前有句俗话：“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但话题一涉及文革，却正好颠倒了个儿，“只说走过麦城，不提过五关斩六将”了。至今有关“文革”的回忆甚或小说电影，永远是一幅幅泪眼婆娑，可怜兮兮的景象：“造反派”回忆“工作组”，“红卫兵”回忆“上山下乡”，工作组回忆“挨斗”。近年花样翻新，不光文革“积极分子”唠叨“小灾小难”，“梁效”也在回忆清查“四人帮”，“石一歌”侈谈“历史的拷问”。发展下去，说不定姚文元甚至江青的回忆“秦城”，也会来趟这池浑水。日本人抵死不承认六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老爱拿广岛、长崎挨美国人原子弹轰炸说事儿，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谴责。那么，对发生在文革中的那些往事呢？
细心的读者当能注意，自诩“钱学家”的穆正平、李洪岩等对于挑起的这桩“公案”的事端非常热心，并且有与濮赵联手，呼应唱和的一系列迹象。以篇幅所限，暂不赘言。但穆“教授”已经广告：“全面的叙述文本，则已有五万余言，拟收入《杨绛笔墨官司实录》一书。”“共十八万字，依时间顺序由近及远，一一道来，多讲事实，少加分析。文本样式，一如本篇。”扑鼻子的生意经味儿，这该是他鼓动炒作的真意。至于濮氏在博库沙龙“游医广告”似的“澄清”，也招来了回帖评论，不妨以为本文作结：
我相信文如其人。林肖二人的文笔，倒真令人叹为观止。肖凤的“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段落，颇显其据称是“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门第，整个一个王善保家的。而作为“鲁迅研究家”的林非，其“钱钟书之低级趣味”一段，不仅“法国马桶”与杨绛《洗澡》中闹得满城风雨的“法国面罩”有异曲同工之妙，津津乐道钱之种种下流之后列上自己两本著作以证干净之举，也可爱得颇似鲁迅《肥皂》中记挂着“格支格支洗一洗”乐趣的道德老先生。乐不可支地提起“皮里阳秋”故事，又宽慰别人“忘却几个典故，又有多大的干系”，倒像钱钟书为答不上他的问题耿耿于怀了半辈子似的。真不用担心被人称为沙子，沙子掩盖不住这一对活宝的光芒。
网上见解，直言无忌，也许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吧！
编者后记
说是“公案”，读后实在令人怅然，难以忘怀。一桩不堪回首的事，发生在一个荒诞、可耻的时代，就事论事，即算能调查得一清二楚，又到底有多大的意思？记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一句话，大意说是捆绑行李去干校，“好在人比装行李的木箱耐磨……”人怎么会比木箱耐磨呢？思之凄然。遭遇浩劫，玉石俱焚——这样苦不堪言的日子，若指望人还能活出个人的样子，又何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