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南美的辉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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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1955）堪称经典，它对墨西哥混血文化的表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事是这样的：胡安·普雷西亚诺遵照母亲的遗嘱到一个叫科马拉的地方寻找其父彼得罗·巴拉莫。他像但丁似的被带到了地狱之门。在那里，几乎所有男性都是彼得罗的儿子或仇人，几乎所有女人都与彼得罗或彼得罗的儿子有染。老姑娘多罗脱阿是位维吉尔式的人物，和胡安母亲生前交好，并在彼得罗娶他母亲时替她熬过了花烛之夜。当时彼得罗并不爱他母亲，而是看中了她家的财产，所以婚后不久，他就抛弃她另找新欢了。彼得罗坑蒙拐骗，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成了科马拉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于是他变本加厉，为所欲为。1910年墨西哥革命暴发后，彼得罗俨然以革命者自居，派亲信到处招摇撞骗。他儿子米格尔也是个专横跋扈、好色贪懒之徒。有一天，米格尔不慎坠马身亡，村里的神父拒绝为他祷告，原因是他强奸了不少良家妇女，包括神父的侄女。彼得罗便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强迫手头拮据、家境匮乏的“上帝的使者”在上帝面前求情。彼得罗一生得意，唯独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寝食不安，那就是他对苏萨娜的单相思。他俩青梅竹马，在一起度过了肥皂泡似的童年。后来长大了，遂逐渐疏远。但是彼得罗对她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最后，当恶贯满盈的彼得罗向她求婚并强行与她成亲时，她却装疯卖傻，千方百计拒绝他的爱情和欲望。苏萨娜死后，彼得罗众叛亲离，孑然一身，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兴趣，结果被他的一个胡作非为的私生子送上了西天。
小说的开头平淡无奇，但情节很快展开，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魔幻境界”。胡安因母亲之嘱，千里迢迢到科马拉寻找父亲。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叫阿文迪奥的年轻人，打听的结果是“彼得罗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来到科马拉后，有个叫爱杜薇海斯老人对他说，阿文迪奥也是彼得罗的儿子，而且已经死了好多年了。胡安将信将疑，继续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胡安又听说爱杜薇海斯也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是鬼。最后，胡安找到了母亲生前好友多罗脱阿。这时胡安也已经去世了，和多罗脱阿埋在一起。于是，作品的原逻辑和原时序消失了，接下来是胡安—多罗脱阿的墓中长谈和各色幽灵游魂的低声细语。原来，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科马拉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科马拉满目疮痍，万户萧疏，遍地荒坟，幽灵出没。
多么荒诞离奇！然而，在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农民看来，鬼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胡安·鲁尔福选择他们做人物，从而使作品打破了常规，消除了议论，改变了时序、空间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幻想志怪小说。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最终是实实在在的墨西哥人，只不过他们的魔幻意识被绝对地形象化了。
胡安是个异邦亡灵。小说开篇第一句说：“我到科马拉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父亲在这里。他是个名叫彼得罗·巴拉莫的人。这还是我母亲对我说的呢。我答应她，待她百年之后，我立即来看他。”作者之所以选择胡安为主要叙述者，是因为他带来了母亲的回忆：一个蜂蜜味儿的、面包香的、充满生机的科马拉，它与胡安亲睹的完全衰落的、凄凉不堪的、死气沉沉的科马拉适成强烈的对照。母亲说，“过了洛斯科里莫脱斯港，就是一片美景：绿色的平原点缀着成熟了的玉米的金黄。从那里就可以看到科马拉。夜色把土地照得泛出银白”。在她的记忆中，科马拉是世上最美丽、最幸福的村子。“绿油油的平原，微风吹动麦秆，掀起层层麦浪。黄昏，雨丝蒙蒙，村庄沉浸在面包散发的蜂蜜芳香之中……”“每天清晨，牛车一来，村庄就颤动起来。牛车来自四面八方，装着硝石、玉米和青草。车轮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把人们从睡梦中叫醒。家家户户打开炉灶，新烤和面包发出了香味。这时，也可能会突然下起雨来，可能是春天来了……”但是胡安见到的是一个炼狱般的科马拉：除了断垣残壁和杂草丛生的坟墓，就是不绝于耳的低声细语，“一种窃窃私语，犹如某人经过时对我咿咿唔唔地议论着什么，又象是虫子在我耳边嘤嘤嗡嗡地叫个不停”。
总之，胡安的回忆勾勒出了科马拉的一头一尾，而多罗脱阿的记忆则只是她眼里的彼得罗·巴拉莫。作品的核心内容是游离聚散于二者之间的“窃窃私语”：众灵的记忆。
我听见了喃喃的声音。 （胡安）
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这是男人的声音。问题是这些死了太久
的人一受到潮气的侵袭就要翻身，就会醒来。（多罗脱阿）
……
我想念你，苏萨娜。也想念那绿色的山丘。在那刮风的季节，我们
一起放风筝玩耍。山脚下传来喧哗的人声，这时我们在山上，俯视一切。
突然，风把麻绳拽走了。“帮我一下，苏萨娜。”于是两只柔软的手握
住了我的双手。“再把绳子松一松。”……（根据内容推测，我们知道
他是彼得罗·巴拉莫）
我等你已经等了30年了，苏萨娜。我希望为你得到一切……我希望
取得所有的东西，这样，除了爱情，我们就别无他求了……（彼得罗·巴
拉莫）
由于小说选择了时间和空间之外的鬼魂，叙述角度的转换、叙述者的变化便不再需要过门儿，也“不再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鲁尔福语）。而从内容的角度看，阴魂亡灵强化了战后墨西哥农村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凉气氛，同时深层次地揭示了墨西哥文化的印欧混杂、多元发展：一边是现代都市，一边是原始村寨；一边是基督教，一边是死人国……
死人国又称“米特兰”（mitlan），与天庭相对应，但又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地狱。它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是一种永久的“回归”、永久的存在，因此它并不可怕。然而，从人间到“米特兰”有一段漫长的路程，为使死者不至挨饿，必须用大量食品陪葬、祭祀。这种信仰 （或者说是传统）一直由阿兹台克王国延续至今。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那样，“墨西哥人并不给生死划绝对界线。生命在死亡中延续……”
这与我们先人“生寄也，死归也”的观念如出一辙。
类似的作品还很多，像巴拉圭的罗亚·巴斯托斯、多米尼加的胡安·包什等都对拉美土著或混血文化有出色表现。
与此同时，卡彭铁尔和阿斯图里亚斯依然在这片神奇土地上辛勤耕耘。
卡彭铁尔继续钩沉索隐，寻古探旧，从加勒比（黑人文化）来到了南美洲 （印第安土著文化），创作了《消逝的脚步》（1953）。《消逝的脚步》不再有太多的神话，人物对印欧两种文化的思考趋于深广。小说写一个厌倦西方文明的欧洲白人在南美印第安部落的探险旅行。主人公是位音乐家，与他同行的是他的情妇，一个自命不凡的星相学家和朦朦胧胧的存在主义者。他们从某发达国家出发，途径拉丁美洲某国首都 （在那里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革命）后，进入原始森林。这是作品前两章叙述的内容。
作品后两章，即第三、四章分别以玛雅神话 《契伦·巴伦之书》和《波波尔·乌》为题词，通过人物独白、对白或潜对白切入主题；一方面，西方社会的高度商品化正在将艺术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土著文化数千年如一日，依然是那么原始落后：“印第安人远离当今世界的狂热，满足于自己的茅屋、陶壶、板凳、吊床和吉他，相信万有灵论，拥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仪式。”
这是两种极端，都令人痛心，尽管人物 （也许还有作者本人）的抉择是厚古薄今的。
时间由近而远，随着主人公的足迹倒溯，最后到达源头：一方类似于《创始记》的土地。美洲印第安文化在此赓续、升华。在主人公眼里，它是人类远古文化的代表，具有“混沌的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论是刀耕火种，还是擂鼓狂舞，都使我们想起祖先的淳朴与欢乐。正因为如此，常有读者拿
《消逝的脚步》与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相提并论。然而，在康拉德看来，“黑暗的中心”是令人恐惧的野蛮世界，急需脱胎换骨；而卡彭铁尔分明是把“消逝的脚步”—远古的生活“当作伊甸园来描写”的（路易斯·哈斯语）。
阿斯图里亚斯在暴露社会黑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同时，仍不遗余力，表现美洲的神奇。在《这样的混血姑娘》（1963）中，他重写了《扁桃树师傅的传说》这一古者的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故事。魔鬼变成了美国人塔索尔，魔鬼的同伙是位爱财如命的混血姑娘，她引诱可怜的土著老人尤米出卖老伴尼尼罗赫。在这部作品中，除却魔鬼及其帮凶，人物多处于浑浑噩噩的蒙昧（或懵懵懂懂的梦游）状态。在另一部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作品《阿拉哈多》（1966）中，主人公是个笃信鬼神的孤儿，许多人见了，都说他是“巫师投胎”。然而，《里达·莎尔的镜子》（1967）又回到了“危地马拉的传说”：既有戴羽毛的印第安酋长，也有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两种文化在这里交叉融合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疯狂、畸形、矛盾百出的拉丁美洲。
综上所述，五十年代以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对拉丁美洲文化混杂性的总体把握，因此深层次的、全面的历史文化描写取代了单纯的神话表现。它是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拉丁美洲小说的划时代巨制《百年孤独》（1967）赖以产生的重要基础。
《百年孤独》无疑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它的作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触从故乡——位于加勒比海岸的哥伦比亚热带小镇阿拉卡塔卡伸出，对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既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百年兴衰，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象征表现和高度概括，可谓覆焘千容，包罗万象。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早在七十年代就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体察到了《百年孤独》的非凡的艺术概括力，认为它象征性地勾勒出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主要轨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在原始社会时期，随着氏族的解体，男子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占了统治地位。部落或公社内部实行族外婚，禁止同一血缘亲族集团内部通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所以这个时期又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部落经常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总之，是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的自然条件。如中国古代的周人迁徙 （至周原），古希腊人迁徙 （至巴尔干半岛），古代美洲的玛雅人、阿兹台克人等都有过大规模的部族迁徙。
《百年孤独》的马孔多诞生之前，何·阿·布恩蒂亚家和表妹乌苏拉家居住的地方，“几百年来两族的人都是杂配的”，因为他们生怕两族的血缘关系会使两族联姻丢脸地生出有尾巴的后代。但是，何·阿·布恩蒂亚和表妹乌苏拉因为比爱情更牢固的关系：“共同的良心责备”，打破了两族（其实是同族）不得通婚的约定俗成的禁忌，带着二十来户人家迁移到荒无人烟的马孔多。“何·阿·布恩蒂亚好象一个年轻的族长，经常告诉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教养子女，如何饲养家禽；他跟大伙儿一起劳动，为全村造福……”总之他是村里最有权威和事业心的人，“他指挥建筑的房屋，每家的主人到河边取水都同样方便；他合理设计的街道，每座住房白天最热的时候都得到同样的阳光。建村之后没几年，马孔多已经变成一个最整洁的村子，这是跟全村三百多个居民过去生活的其他一切村庄都不同的。它是一个真正幸福的村子……”体现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马孔多创建后不久，神通广大、四海为家的吉普赛人来到这里，驱散了马孔多的沉寂。他们带来了人类的“最新发明”，推动了马孔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何·阿·布恩蒂亚对吉普赛人的金属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渐渐发展到狂热的地步。他对家人说：“即使你不害怕上帝，你也会害怕金属。”
人类历史上，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生产个体化和私有制，劳动产品由公有转变为私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扩展，使人剥削人成为可能，社会便因之分裂为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自由民。手工业作坊和商品交换也应运而生。“这时，马孔多事业兴旺，布恩蒂亚家中一片忙碌，孩子们的照顾就降到次要地位。负责照拂他们的是古阿吉洛部族的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和弟弟一块儿来到马孔多的……姐弟俩都是驯良、勤劳的人……”村庄很快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市镇，开设了手工业作坊，修建了永久性商道。新来的居民仍十分尊敬何·阿·布恩蒂亚，“甚至请他划分土地，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不放下一块基石，也不砌上一道墙垣”。马孔多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布恩蒂亚家族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主要由参加马孔多初建的家庭组成；以阿拉伯人、吉普赛人等新迁来的居民为主要成分的“自由民”阶层，这些“自由民”大都属于小手工业者、小店主或艺人；以及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阶层，属这个阶层的多为土著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在马孔多所扮演的基本上是奴仆的角色。
岁月不居，光阴荏苒。何·阿·布恩蒂亚的两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乌苏拉家大业大，不断翻修住宅；马孔多兴旺发达，美名远扬。其时，“朝廷”派来了第一位镇长，教会派来了第一为神父。他们一见到马孔多居民无所顾忌的样子就感到惊慌，“因为这里的人们虽然安居乐业，却生活在罪孽之中：他们仅仅服从自然规律，不给孩子们洗礼，不承认宗教节日”。为使马孔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尼康诺神父煞费了一番苦心：“协助尼康诺神父做弥撒的一个孩子，端来一杯浓稠、冒气的巧克力茶。神父一下子就把整杯饮料喝光了。然后，他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嘴唇，往前伸出双手，闭上眼睛，接着就在地上升高了六英寸。证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马孔多于是有了一座教堂。
与此同时，小镇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地主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封建主义从“奴隶制社会”脱胎而出。何·阿·布恩蒂亚的长子何·阿卡蒂奥占有了周围最好的耕地。那些没有遭到他略夺的农民 （因为他不需要他们的土地），就被迫向他交纳税款”。
地主阶级就这样巧取豪夺、重利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