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游戏-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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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进一步，为什么这些西方大国都会出现两党政治呢？
实际情况就和杂货铺定位博弈一样。工党一定要打出劳工代言人的旗帜，所以它是站在左边的，左边是它的地盘。但是只有左边一半的选民，还不足以保证胜出。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它要想办法把中间的在两党之间摇摆的选民争取过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竞选纲领向“右”的方向靠过去一点，即在竞选中宣布也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甚至兼顾企业主发财。移过去一点，地盘就可能大一点。同样，原来立党之本是在“右”边的保守党，在竞选的过程中也要往左边靠，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这样斗法的结果，在漫长的竞选过程中，虽然两党的攻击和谩骂不断升级，但是实际纲领却不断靠近，直到两个政党在中点紧挨在一起，才是稳定的纳什均衡。
为什么第三个政党难成气候？这是因为在上述假定条件之下，如果三个政党的位置不相同，不在同一个点上，那么至少有一个政党单独位于一端，它就有向内挤压的动机，道理和前面论述的一样，所以这时候不是稳定的局面。如果三个党都位于中点，那么谁单独跳开一点点，谁就会取胜，所以也是不稳定的局面，这是因为从中心跳开一点（无论向左向右）的时候，至少那一边的选民都会投他的票，例如，向左一点，左边的选民就会选他；而另一边的选民要由留在中点的两个政党来瓜分，这两个党各自的得票，就都比不上跳开的那个党。同样，如果三个政党位于同一点，但是这一点不是中点，那么谁单独向中点稍微移动一点点，它就会占便宜，这是因为从旁边向中点移动一点的时候，多数选民都会投他的票，而另外两个政党则只能平分不到总数一半的选民。
三个党不在一起不稳定，三个党全在中点也不稳定，三个党全在另外一点更不稳定，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三党政治不会稳定。或者换一个角度理解，即纲领变化无常的政党不会有较强的生命力。
这个政党纲领向中点移动的机制，也说明西方两党政治的欺骗性，竞选的时候，怎样有利于拉票就怎样讲，当选以后可以忘得一干二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以为哪个政党上台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就会根本改变，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两党政治主张的趋同性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坏事——甚或可以说是好事，因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照顾每个人的利益，尽管免不了有妥协和交易，但要把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理想和利益要求的人组织成一个整体，这些代价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
启示：所谓杂货铺定位问题，简单说就是：在一条街道上有两家杂货铺，为了争取更多顾客，两家杂货铺都趋向于把店铺设在街道中心点，最后的均衡是，两家杂货铺都开设在整条街的中点，紧紧挨在一起。
效能与民意
在信息畅达迅捷的媒体时代，政治家很仰赖民意调查来了解选民的需求，以避免招惹潜在选民的不满。而民众选择政府的同时，也就决定政府的决策品质。
社会学家发现：效率与民主或“社会公正”有时是矛盾的。比如像长城或金字塔那样的建筑，只能出现在专制的社会中。
现代社会中，不论是哪个国家，都有太多方法可以阻断事务的进行，却没有足够的方法来推动事务的发展。古代的法老王有绝对权威，花上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建造金字塔；罗马教会的权势，使它可以用好几代的光阴去盖一座天主教堂；而一位皇帝想修一座宫殿，也就不须多费唇舌解释。大众决策绝不会有任何冒险性，因为在这个大众传播与民调盛行的年代，政治人物若想要保住饭碗（这可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就不能冒险作出任何不受欢迎的决策。
民意有两个难题：首先，多数不一定正确，至少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其次，民意容易受到操纵和利用，不要忘了，希特勒正是通过鼓惑人心的本领被选举上台的。
下面一段也是引自《是，首相》，以一个文官之口，讲述他的上司向他解释操纵民意的诀窍。
我不懂选民怎么能同时赞成而又反对一件事。亲爱的汉弗莱告诉我怎么做。
诀窍是，向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去接近他的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士，手里拿着一个写字板。自然，这个普通老百姓要给人一个好印象，不愿使自己干蠢事。因此，市场调查者就会问他旨在引出一贯式答复的问题。
汉弗莱在我身上作示范。“伍利先生，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你担心吗？”
“是。”我说。
“你是否认为在我们的学校里缺乏纪律和严格训练？”
“是。”
“你认为年青人欢迎在他们生活中搞一些组织和领导工作？“
“是。”
“对他们提出挑战性的要求，他们会有反响吗？”
“会。”
“也许你赞成重新恢复兵役？”
“是。”
嗯，我自然而然地说“是”。一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看来缺乏一贯性，几乎不太可能回答其他的话。那么，所产生的事实是，民意调查光发表最后的一个问题及其答复。
汉弗莱建议我们委托别人举行一次新的调查，我们就这样干了。他当时当场炮制了一连串问题：
“伍利先生，你是不是担心爆发战争？”
“是。”我说，十分真诚。
“你对军备的增长很不高兴吧？”
“是。”
“你认为发给青年人枪支并教他们如何杀人，有危险吗？”
“是。”
“你认为违反人们的意志，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是错误的吗？”
“是。”
“你会反对恢复兵役吗？”
我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答“是”。
汉弗莱成功了，他高兴得很。“你瞧，伯纳德，”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完美的不偏不倚的样板。”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民意是一团可以捏来捏去的面。因此在面对声称“代表民意”的宣传高调时，不必过于在意。但是总的说来，各个阶层的民众还是懂得维护自身的利益的，并为此争吵不休。所以在选择政府官员或议员时，所面临的冲突就是目标设定：究竟要一个有效能的政府？它除了领导、远见外，还包括了一些必然不受欢迎的决策；还是选一个能反映大众期望、欲求的体制，只剥夺少数人民权利，却又能表达一般选民的不同意见。
两个不同的目标，将会产生不同的选举制度。
各种投票制度的利弊
采用“多数为王”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在选举后将使大部分民众不再具影响力，而少数人就像战败的军队般，只能为下次竞选作准备，影响力亦几乎为零，而他们扮演在野角色时，仍是以下次选举作为出发点。
与“多数为王”相反的选举制度就是以投票比例决定各党代表的席次，以确保政府或民主制度中的立法单位在运作过程中，不会忽视所有人的意见。如果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佩罗阵营组成政党，且总统候选人的政党比例是由各候选人的实际得票率来计算，则比例代表制的结果会造成国会有43％民主党、38％共和党及19％的佩罗党。而赛局理论的技术准则为结合各少数党击垮最大党，但随着组合的改变，就会产生混乱。许多欧洲国家都采用这样的制度，美国部分地区也尝试过，但世界各地的经验显示，有效能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方案间决策，而高度分散化的团体则很难在影响深远的选择间作出决定。那些大声疾呼多元化可强化社会结构的论调，实在很难从历史上找到佐证。比如代表制虽不会蹂躏少数人的权益，却也不易实施多数人的愿望。不论选择为何，最后都会回归到原来追求的目标。
即使所谈的是一个小范围选举，也没有不一致的现象发生，选举结果还是跟选举规则息息相关。举例来说，A、B、C3人竞选某一公职，而9位选民的偏好如下：有2位选民认为A是上选，B次佳，C为第三。4位首选C，A次之，B第三。3人首选B，A第二，C第三。
在多数决的制度下，只有第一选择的票数有效，因此C获得4票为胜利者，B、A则各得3票及2票。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多数的人并不喜欢C，但他却拥有忠贞选民。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虽然C没有赢得绝对多数，但仍然胜选，这和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情况相同。
再看看其他的投票制度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有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加权计票，也就是名列二、三名的选择也予以加权计分。如第一名2分、第二名1分、第三名0分。这就是所谓的波达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A得11分，反败为胜，而B与C皆得8分，打成平手。支持A优胜的原因是，有7个人将他排名在第二位，虽然认为A是最佳人选的人并不多，但他却比C得到更多的认同。
另一个常用的制度为偏好投票，就是要求选民如上表一样，标示出第一、第二的名次。只要候选人拥有绝对多数的第一名选票，即可获胜。如果没有优胜者，就把得到第一名票数最少的人剔除，再将其得票依照选票上的次序，重新分配给其余的候选人。因此，A将会最先被淘汰出局，这与前一种制度比，他因认同度高，故脱颖而出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再回到偏好投票下，两张选票就会分给B，使B得票超过C而胜选，但在原制度下却只得第二名。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考虑A的支持者在A落选后，他们的第二选择仍有机会胜出。这样不也挺公平吗？
选民的选择不变，3种不同的投票制，产生3位不同的优胜者，这代表了3种选举制度目标的歧异。
当然还有其他的计票法。其中的认可投票制即相当受专家的肯定。在这种制度下，每位选民皆不限票数，可以投给每一个他所喜欢的候选人，但对每一个候选人限投一票。这种制度乍听之下好像不怎么公平，因为在没有限制投票数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投很多票。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你投给每一个候选人，那和没投是一样的。用这种方式就不需要对候选人排序，只要把认可的名单挑出来即可，所以称之为认可投票制，而胜选者就是获得最多认可票的那一位。
这种制度应用到上述例子，因为资讯实在不多，故假设每个人都投给前二名候选人，也就是前二人当选都可以接受，但绝不可以让最后一名当选。如此一来，A将因没有人把他排在最后一位而以9票当选，另外两人则分获5票与4票。故在认可投票制下，其结果与加权投票制是一样的。不过，也不能将其过度的类化，毕竟在3位候选人、4种选举制度下，本来就有可能产生相同结果。
启示1：在美国这样主政者任期较短的国家，人们可以期待下一次的选举；但在任期较长的国家，一次失利则代表着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影响力，而胜选阵营常在任期结束后仍继续掌权。
启示2：决策之思考应着眼于长远利益，着眼于未来。
“英雄”为何成了失败者
在这个例子里，多数决胜制选出了C；加权制由A胜选；偏好制在去掉了A后，B以高票当选；而认可投票制则仍是A获胜。那么，究竟谁才是“民众真正的期待”？
在美国许多州和城市，及其他国家的国会选举中，在多位角逐者的情况下，经常采用的选举方式就是复选制。就是每个选民只投一票，当没有人得票过半时，则在最高票的两人中再行复选。这种做法是希望留下较强的两个候选人，再请选民从中作出选择，看起来很公平，且被广泛采用。
但是这种制度也有暗藏的陷阱，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一例。它也用类似前面提到的情况，共有17个投票人，但情况更混乱些。
假定在全部选民中，最喜欢A、B的分别有6人，首选B和C的5人，而在首选B和C的选民中，又分别有2和3人把A作为第二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首轮选举的结果是A与B同得6票平手，C惨遭淘汰。由于没有人过半数，故进行复选。3位C的支持者转而投给次选A，2位投给B，使A以这1票取得绝对多数，胜过B。在A与B的决战里，复选发挥了功能，A是“民众真正的期待”，应该担任这个职务。
如果到此为止，复选制似乎不失为比较理想的方法。但是其中也有悖论：假设第一次选举前，A展示了一件英雄行为，如救起一个溺水的小孩，或爬到树上救下一只猫，使B的部分支持者（即对A也有好感的那2人）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改投给A。如此一来，在第一次投票中，A得到8票，可惜因为未过半数无法立刻取得胜利；B则因少了2票遭到淘汰。在复选里，A仍维持8票，而C则因获得B选民的4票后来居上，赢得最后胜利。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讶异，也很难以接受，毕竟人们总是希望选举结果多少能反映选民的心声。而A如果没有那桩英雄事迹所多带来的几张选票，他早就赢了。
如果制度让原来可以选上的候选人，因为做了某件吸引更多选票的事而败选，那就荒谬透了。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多见，也根本不应该发生，偏偏这种复选制度无处不在。当然，精明的政客早就学会如何利用这种制度的弱点，而在初选时先支持较弱的对手，等他进入复选再一举歼灭。
由此可知，不同选举制度满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多数为王”制戕害少数人的意见，但有时亦可能戕害多数民意。在一些国家普遍实施的比例代表制对领先的候选人不利，且常产生无能、没有效率的政府。专制有利决策的进行，但制衡机制不足，特别是对可怕的决策缺乏防备功能。不过在碰到危机时，有效的领导可以处理攸关生死的决定，因为即使是无能的将领，都强过群龙无首的局面。
虽然现代社会极度强调最大的个人自由和民主规范，亦相当重视全球各地所遭受的资源短缺等问题，但和生存问题一比，就成为次要的考虑。不过，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超越时空，影响大于投票制度，更不可能在这本简单的决策书中找到解决之道。即使真正解决了投票制的难题，这种想要透过它来汲取选民的想法，其本身就必须十分清楚明确，而目前的各种投票制度偏偏就欠缺了这个基本条件。
启示：加拿大雁有一种合作的本能，它们飞行时都呈V型。这些雁飞行时定期变换领导者，因为为首的雁在前面开路，能帮助后面的两支队伍形成局部的真空。科学家发现，雁以这种形式飞行，要比单独飞行多出12％的距离。合作，不仅是一种工作而已。事实上，合作是一切团体繁盛的根本，而要达成合作，惟有参与。
绝对正确的决策是可能的吗
我们不是因一贯正确而获得权威，而是因获得了权威而一贯正确。——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
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那么，民主是绝对正确的吗？
民主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可为什么少数一定要服从多数？或者为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