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游戏-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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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普遍相信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那么，民主是绝对正确的吗？

　　民主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可为什么少数一定要服从多数？或者为什么这样就是好的？这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

　　人们通常给出以下三个理由：

　　1。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胳膊反正拗不过大腿，真要打起来，少数势必打不过多数。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惟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这有点像动物在求偶时比羽毛或块头的办法。）不服从，往轻了说是不明智；重了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多数人的决定比少数人的明智。这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下：人们是知道自己利益所在的。这至少在有时候不是事实。毕竟，雅典人也是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处死他们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

　　3。多数人也可能犯错，可是不能剥夺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且，只有为自己做主，才能学会怎样为自己做主。

　　哪个理由都不那么叫人放心。第一个告诉我们：所谓民主，不过是强权的另一张面孔；第二个是说：如果你是那掌握了真理的少数，你只能看着大家裹着你往火坑里跳；第三个呢？是说你有权保持愚蠢，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别人也会代替你愚蠢。当然，如果你运气好，可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如果运气再好，学到的东西可能用得上——当然，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既然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为什么一定还要追求民主呢？

　　著名哲学家哈耶克说：最为重要的是，民主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选举统治人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利益也只能在长时段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制（如一个贤明的独裁者）的成就那么凸显。

　　启示：林肯曾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好或坏，特别是政府的每项决策都是好坏不可分割的结合，因此要求我们对哪方面占优势做出判断。”

　　完美政治如何实现

　　托马斯·潘恩写道：“社会产生于我们的欲望，政府产生于我们的邪恶。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必需的，可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祸害；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无法容忍的祸害。”他的意思是：人要生存，就必须组织一个社会；因为利益冲突导致邪恶行为，所以才不得不建立一个政府来规范。但是这个政府又可能成为产生邪恶的祸患，因此，政府不过是我们为自己无法克服的邪恶付出的代价。

　　如此说来，“完美政治”难道只是一句空话？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实现呢？下面的文字是爱因斯坦给巴西一位记者的回信，可以推测，这位记者曾向他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个人设想。

　　“你的主张我看在原则上是合理的。由少量的人来组织经济工作，这些人都已被证明有能力，热情而又无私地愿意投身改造生存环境。然而，我不相信你的通过‘测试’而选择的方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工程师式的主意，它同你的‘人不是机器’的主张不相吻合。”

　　“此外，我想你会考虑这样一件事：光靠找到十个能人是不够的——你必须让世界上的人都服从他们的决定和命令。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我拿不出办法。这个问题要比选出能人来困难得多。在今天的条件下以及在过去存在过的条件下，甚至平庸的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普遍认可的方式受选。迄今为止，领袖们得到权力主要不是靠他们的思想能力和作决定的能力，而是哗众取宠的本领以及靠追随者们的弱点。”

　　“仍旧是老问题：怎样才能把权力交到有能力的人手中，交到善良人的手中。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都无从做起。不幸的是，在我看来，你也没找到能解决这个难题的途径。”

　　启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只是句口号吗？你放心把自己的未来交付到不相干的人手上吗？这和“民主”这个字眼未曾出现在美国宪法与独立宣言之中，似乎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15章　决策的艺术与科学

　　在人们的观念中，“零和”正在被“双赢”取代，但是“双赢”的北后却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对此，我们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应对策略。既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所以要常怀谦逊谨慎之心。

　　“零和游戏”与“双赢结局”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失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零和游戏”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进入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的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观念正逐渐被“双赢”所取代，人们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你扒我的口袋，我扒你的口袋”远不如“你搔我的背，我搔你的背”更可取。然而，在为人类“合作时代”欢呼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到，“零和游戏”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依然适用，而且，当它可能对我们自身有利时，我们也乐于接受它。（股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投资股市，很少是为了获得投资的回报，而是渴望在炒买炒卖中赚取差额，这样，当一个人在股市上赚到钱时，意味着别人因此受了损失。）而且，如何在合作中找到各方满意的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距离真正的“合作时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启示：请记住，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赖着别人的劳动，人们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所领受了的和正在领受的东西。

　　猎人博弈的帕累托优势

　　设想在古代的一个村庄有两个猎人。为了简化问题，假设主要的猎物只有两种：鹿和兔子。在古代，人类的狩猎手段比较落后，弓箭的威力也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两个猎人一起去猎鹿，才能猎获1只鹿。如果一个猎人单兵作战，他只能打到4只兔子。从填饱肚子的角度来说，4只兔子算管4天吧，1只鹿却差不多能够解决一个月的问题。这样，两个人的行为决策就可以写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么分别打兔子，每人得4；要么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后的所得）。

　　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两个可能的结局。那么，究竟哪一个会发生呢？是一起去猎鹿还是各自去打兔子呢？这就和情侣博弈一样，不能完全由纳什均衡本身来确定。

　　比较（10，10）和（4，4）两个纳什均衡，明显的事实是，两人一起去猎鹿的赢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赢利要大得多。按照长期合作研究的两位博弈论大师美国的哈萨尼教授和德国的泽尔腾教授的说法，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的纳什均衡，比两人各自去打兔子得（4，4）的纳什均衡，具有帕累托优势。猎人博弈的结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优势的那个纳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

　　比起（4，4）来，（10，10）不仅是总额的改善，而且每个人都得到很大改善。这就是（10，10）对于（4，4）具有帕累托优势的意思。关键是每个人都得到改善。

　　这里要解释一下何谓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优势。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效率准则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别的什么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一句话，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的人了，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改善任何人，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猎人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10，l0）对于分别猎兔（4，4）具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如果比较原来的境况（4，4），现在的（10，10）我们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为定义，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况都不受损害的改善。

　　可是上面的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如果一个猎人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收益，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如果合作的结果是（17，3），相对于分别猎兔（4，4）就没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3比4小，乙受到损害。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虽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原来的（4，4）那么好（第一个数代表甲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如果合作的结果如此，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可见，帕累托改善是一种各方都认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牺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现实意义，也是目前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几年前曾出过一本书，名为《改革正在过大关》，他指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乎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共睹，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关于中国的成功有很多分析，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东欧那样一步到位的“振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社会损失较小。深刻一点的分析，则说中国的改革是从体制外的改革开始，向体制内的改革发展等等。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的过程。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发了大财，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广大人民的收人也多多少少在增加，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可是这种改善总要被帕累托效率代替：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代价。

　　例如目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效益不好，既有责权不分、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任。企业办社会，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兼办社会的国有经济，担负着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网的作用。国有经济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是亿万职工生计的保证。当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体制外”经济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有经济承担了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社会责任。

　　现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突出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竞争。当年，因为国有经济分担了国家和政府的重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进行下去。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办社会”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刚刚起步，无法承担大任。这就造成了尽管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显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改革的深化是十分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审时度势进行改革，多种渠道化解社会困难，把非帕累托进程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是今后几年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也正是吴先生所说的“过大关”。

　　启示：一个在金钱上富足的人，还有心关怀受困于窘境的穷人，才叫真正的富人。丰富的内心是惟一能够使我们获得供给的源泉，幸福存在于满足者的心中。

　　再分配的局限性

　　人们公认，平等是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之一。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再分配税制，即富人多缴税，国家用税金提高社会福利，这是符合“边际效用”原则的。

　　“笼中猪”博弈中，大猪所以宁愿让小猪多得益，正是因为它的得益大于成本，而小猪不愿这样做，也是因为成本大于其所得。既然富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那么让他们多承担一些促进社会福利的事，也很公平。

　　这表现在制度上，就是税率的差异，收入越高的人，税率也越高。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超过70％，而瑞典等北欧“福利国家”就更高。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税率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许多国家将最高税率大幅度下调。

　　降低税率的主要动机，源于高税收对工作的激励的损害作用，即努力工作的人并不比游手好闲的人幸福多少。

　　现在，一方面存在更大的积累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当然，不平等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所得税只是消除这种症状的一个生硬的工具，而不是原因。考虑一下，导致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些原因对设计一个理想的税制又有什么影响？实施这一理想体系会有什么问题？这一体系与现有体系相比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研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着手。首先是运气。有两种运气。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多了某种天才或优势。即便在这些方面起步平等的人，运气也会青睐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许多人以为，运气产生了某种不平等，这是不公平的，用于平衡这类优势的税制得到了广泛支持。

　　其次是努力。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当人们对税制损害工作的激励的说法表示同意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提供努力的激励。假如政府决心抽取相当大一部分的劳动成果，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呢？许多人还认为，人们应该有能力保留自己的劳动果实的说法在道义上也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假设政府希望做到既能从每一名公民的劳动果实中至少抽取一部分，又不会损害工作的激励。如果收税者分辨得出每一个人付出了多大努力，做到这一点当然毫无问题。每个人应该上缴的税款数目可以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