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游戏-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Ω蒙辖傻乃翱钍靠梢灾苯佑胨冻龅呐夜常涑梢桓稣嬲庖迳系某头Ｐ缘乃爸疲勘暾攵阅切┡Τ潭任茨艽锏嚼硐胨降娜恕�
不过，实际上我们很难对成千上万工人的努力进行监控。他们可能每天按时上下班，但他们可能漫不经心，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哪怕是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
人们还发现，要在毫无物质激励的前提下提高工作质量，简直难于登天。它使人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在前苏联，工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描述自己和政府：“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支付我们的工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耶克指出：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无论是科技进步、商品生产和生活提高，都不可能是齐头并进，而是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不断扩展。如果不允许少数人提前享受进步成果，多数人的共同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启示：一位富人曾经这样说过：即使现在把我全部的财产散尽，我相信过几年它们还会重新回来。黄金总是闪闪发光——即使在泥土中也是这样。
为什么“重农抑商”
经济学思想史上，人们对于一个经济如何才算是有效率的，一直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孔子的“不患寡，患不均”，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讲求平均，很难作为效率的标准。可以说，效率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不知“帕累托效率”为何物，但却似乎早就将这一法则烂熟于心。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思想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这一思想中居然也有“帕累托效率”的影子。古人认为：商业只是“五马换六羊”的交换，商业活动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一些人因商业致富，必然有一些人因商业“致穷”，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在中国总是和“为富不仁”、“巧取豪夺”之类的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如此普遍的原因。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商业活动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生产和消费（如一个猎人在没有商业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天打猎的成果只要够果腹就行了，打得多了也只能白白烂掉，如果有一个市场，他就可以把多余的猎物卖掉，换成钱再买别的东西）、有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但是这些只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发展空间，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所以说，古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担忧得早了一点。
启示：“杞人忧天”为人所笑，但是我们或许笑得也太早了一点。现代社会建立在不断发展上，是不是必需？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该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谁也不知道。
哈丁公用地悲剧
既然“公平”难免损害效率，为了避免帕累托效率的影响，似乎惟一的出路就是“开源”：通过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善，可是一方面，这只是缓解了、而不是解决了帕累托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公用地悲剧。
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哈丁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几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他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他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丁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哈丁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了。”哈丁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对公用地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用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看不见的手”有多长
现在，请你确定这个问题的本质。试试把这个问题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个或多个例子挂钩，然后你就能找出几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再对这些解决方案作一个评价。
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或一个超出负荷问题（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产权。这也是十五六世纪在英格兰真实出现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围起来，落入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恰到好处地关上大门。
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而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率，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
这一规定在其他场合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办法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但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里，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也很难得到完全的遵守。
启示：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甚至更加艰巨的难题。决定要几个孩子，似乎是做父母的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多生小孩，就会造成人口爆炸的危机。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生育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有限的权利。
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很不一样。私人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样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沾什么光。公共品则不一样，一旦不管是谁提供出来，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只要有人装了，路人都将得到好处，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张三、李四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博弈的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纯“赢利”都是“l”；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赢利”是“…1”，坐享其成的一家可以白白赢利“3”（假设修路的并没有路的地权，他总不能因为修了路就不让邻居走）；如果两家都不修路，结果两家的赢利都是“0”。
在这个博弈中，修路是张三的严格劣势策略，我们应该把它消去；修路也是李四的严格劣势策略，所以也应该把它消去。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两家都不动手，大家都得零。
一般来说，乡下地方如果张三只有李四一家邻居，李四只有张三一家邻居，他们多半会守望相助，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两家自然会好好商量修路的问题，一起把路修好，大家都得到好处。
相反，两家有仇也是可能的，那就麻烦了，不是什么修路不修路的问题，迟早要出事。但是，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居关系上，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
对于他们来说，都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即使是近邻也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的话，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就杂乱无章，常常还阴暗得很。路灯坏了，往往长久没有人修理。修路灯也和修道路一样，是一个大家都袖手旁观才是“严格优势策略均衡”的博弈。
这就是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前景。
所以，公共品问题一定要有人协调和管理。就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公共品是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部门。
政府责无旁贷，要用好来自纳税人的钱，把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国防公安等事情做好。机关大院、居民小区要有专人协调管理，把身边看起来很琐碎但是弄不好有损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事情做好。
启示：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是从小到大一样的逻辑。其实，人们对待“家事”和“国事”的逻辑并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修身齐家”的好处是可见的，而“治国平天下”的好处就不那么清晰可见了。
“好人好报”
前面我们讲过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某些人的处境就必须损害其他人了，就说这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或者说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博弈说明，非合作博弈的结局常常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这种情况的博弈虽然只有两个局中人，但是它的结局其实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局。事实上，两人博弈也能说明不少“多人博弈”的前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是可以作帕累托改善的：设想有人协调一下，安排一个轮流挑水或抬水的制度，三个和尚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如果用“帕累托改善”来看社会公德（这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建设，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做好事该不该要报偿？在我们的印象里，传统文化是耻于谈钱的，一个行善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就应该是重义轻利的。
但是经济学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做好事就是促进人群福利的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有效率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应该鼓励，而且必须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不断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怎么鼓励呢？人都是自私的，总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所以给予报偿是最有效的。
这听起来好像叫人不太舒服，其实，中国人的“道德宗师”孔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过这一问题。
春秋时期，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中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垫钱把这个奴隶赎出来，回国后再到国库去报销。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花钱赎出一个已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事后并不到国库去报账，以显示自己追求仁义的决心与真诚。
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子贡说：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钱花，可是这个补偿你一定要去领。因为你自己掏钱救人，会受到社会的赞扬，但今后，当别人在国外再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时，他就会想垫不垫钱去赎人？如果垫钱赎了人，回国后去不去报账？不去报账，岂不是白白丢掉一大笔钱；如果去报账，岂不是在行为上会遭旁人讥笑，显得自己的品格不高？于是就会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一来，你的高尚行为岂不是阻碍了对至今仍沦为奴隶的鲁国人的解救？
如果德行善举得不到报偿，那么它就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不会成为社会公德。以职业道德为例：改革开放以前，尽管舆论大力宣传一些各行各业的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但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平却很低，营业员申斥顾客、工人消极怠工之类的现象很普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尽管有人感叹拜金主义对传统道德造成了冲击，但不可否认，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享受微笑服务而不必到处生气了。
不要小看这些，更不要因为这些微笑“只是为了赚钱”而斥之为虚伪，消费者和商家都能获益，这才是真实、稳定的“双赢”。相反，如果肯对你微笑的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贤才是值得忧虑的，天下攘攘，能有几个圣贤呢？
启示：传说孔子的另一位弟子有一次见到有人掉在水里，他跳下水去，把遇难者救上岸来，被救者酬谢这位弟子一头牛，他收下了。孔子对这个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就是因为这会激励更多的人去救人，将会使今后有更多的溺水者受到营救。
用什么减少垃圾
垃圾已经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垃圾的包围中。这些垃圾都是城市制造的，要说自作自受，那是一点也不错。可是我们不是消极厌世者，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对付垃圾的好办法。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开源和节流。一是如何处理已有的垃圾，二是如何减少垃圾的生产。前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后者呢？
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加强环保教育，使人民认识到垃圾的危害性；同时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品（如塑料袋、发泡餐盒等）的使用，代之以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
可是这两个措施的收效并不理想。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如果没有其他手段作为保证，思想教育很难改变人们的固有生活方式。而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因为成本较高，也难以替代不可回收的产品。
较为明智的固体废弃物减量方式，最好是通过简单的市场力量来运作：采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让制造垃圾较多的民众付出较高的代价。
美国西雅图市在减少居民的固体废弃物丢弃量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西雅图，居民可自行决定每星期使用的是19、32或60加仑容量的垃圾桶。每种垃圾桶的月费，以及增加任何一种垃圾桶的费用，都是随着容量呈几何级数增加，以便于杜绝随意浪费。同时，西雅图还另备有可再生物品专用容器，而且不收处理费用。
当西雅图在1981年刚启用这套系统之时，平均每户一星期的垃圾都会装满三个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