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游戏-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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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零和对策（如下棋）和非零和对策（如“重复囚徒困境”）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下棋时，让你的对手猜疑你的企图是很有用的，你的对手越是怀疑，他（或她）的策略就越没效果。但是在非零和情况下，如此聪明不总是有好处的。在“重复囚徒困境”中，你要从对方的合作中得到好处。诀窍在于鼓励合作，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明你愿意回报，这就是“一报还一报”之所以如此有效的原因。
启示1：重复囚徒困境的几个建议：
（1）不要嫉妒；
（2）不要首先背叛；
（3）对合作与背叛都要给以回报；
（4）不要耍小聪明。
启示2：联翩而来的好运总是可疑的，只会占“傻瓜”的便宜是没有用的。
启示3：一报还一报从来没有一次在游戏中比对方得到更多的分！
未来影响现在
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我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一种是预期收益：我这样做，将来有什么好处；一种是预期风险：这样做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些将影响个人的策略，如学生读书，为了将来考上好学校取得文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收入。如果文凭一钱不值，就会影响学生的热情。也影响与他人、社会的关系。
地摊、车站、旅游点，这些人群流动性大的地方，不但商品和服务质量最差，而且假货横行，因为在商家和顾客之间“没有明天”——一个旅客不大可能因为你的饭菜可口而再次光临，一锤子买卖，不赚白不赚。
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坐位争吵，可如果他们认识，就会相互谦让。在相互社会联系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普遍比较注意礼节、道德，因为都需要这个环境。
道德、法律、权力利益的划分，都与“还要见面”有关。从消极的层面看，我们互不侵犯，是为了避免没完没了、两败俱伤的循环报应。例子：两个原始人见面，一个拿着兽皮，一个拿着野果，他们都想把对方的东西据为己有。如果他们的见面是偶然的，可能相互抢劫；可是如果他们都生活在附近，考虑到对方家族的报复，抢劫的风险就大了。所以他们不去打对方的主意——所有权就这样产生了。如果他们确实想得到对方的东西，他们可以选择合作——以物易物，交易就这样产生了。
两个相邻的国家，如果相互敌对，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它们不可能“搬家”，又不可能消灭对方（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所不允许的），这个死结就可能缠绕它们许多年。遗憾的是，这样关系的邻国还不少，如巴以、印巴、两伊以及伊拉克和科威特。希腊和土耳其也曾经是这样的世仇，现在关系虽已缓和，但是它们之间的不信任感还是长久不能消除。
长期敌对对双方来说，都是损失巨大的。不但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经济建设也受到拖累。谁也不可能把钱花在朝不保夕的危险地区，一来风险太大，二来，如果在边界有许多建设，也更容易被对方讹诈——那无异于是把人质交给对方。一个例子就是韩朝关系，韩国比朝鲜更害怕发生战争，因为首都汉城就在对方的炮火射程之内。一个包袱更重的国家，维护和平的代价要比对方更大。
中苏交恶的年代，双方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潜在的战争风险对两国都是重负。现在两国关系改善，互信增加，边境军事力量大大减弱，可以说是一个双赢。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未来”不仅仅是一句外交辞令。
“笼中猪”博弈
简单的例子如果能够说明方法，能够启迪思维，就有它的价值。今天再讲博弈论著作中常见的另一个简单的例子“笼中猪”博弈。
笼子里面有两只猪，一只比较大，一只比较小。笼子很长，一头有一个按钮，另一头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按一下按钮，将有相当于10份的猪食进槽，但是按按钮以后跑到食槽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加起来要消耗相当于2份的猪食。问题是按钮和食槽分置笼子的两端，按按钮的猪付出劳动跑到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如果大猪先到，大猪呼啦啦吃到9份，小猪只能吃到1份；如果同时到达，大猪吃到7份，小猪吃到3份；如果小猪先到，小猪可以吃到4份，而大猪吃到6份。
“笼中猪”博弈的具体情况如下：
如果两只猪同时按钮，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进7份，得益5份，小猪吃进3份，实得1份；如果大猪按按钮后跑向食槽，这时小猪抢先，吃进4份，实得4份，大猪吃进6份，付出2份，得益4份；如果大猪等待，小猪按按钮，大猪先吃，吃进9份，得益9份，小猪吃进1份，但是付出了2份，实得…1份；如果双方都懒得动，所得都是0。
比较以上数字，我们知道“等待”是小猪的优势策略，“按按钮”是小猪的劣势策略。先把小猪的劣势策略消去。现在来看大猪。由于小猪有“等待”这个优势策略，大猪只剩下了两个选择：等待一份不得；按按钮得到4份。所以“等待”就变成了大猪的劣势策略（注意，是现在才变成劣势策略）。把它也删去，就得到“笼中猪”博弈的结局：小猪只是坐享其成地等待，每次都是大猪去按按钮，小猪先吃，大猪再赶来吃。
“笼中猪”博弈有许多应用，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有更多资源者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
启示：这个例子描述了走出囚徒困境的另一个途径：找出一个大慈善家，让它遵守合作协议，并容忍其他人作弊。同样的事情见之于许多联盟。在许多国家，一个大政党和一个或多个小政党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大政党一般愿意扮演负责合作的一方，委曲求全，确保联盟不会瓦解，而小政党则坚持它们自己的特殊要求，而选择通常可能偏向极端的道路。又如在北约内部，美国承担了防务开支很大比例的份额，大大便宜了西欧和日本。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将这一现象非常简洁地称为“小国对大国的剥削”。
增大未来的影响
通常人们认为合作是件好事，毕竟双方合作在“囚徒困境”中对双方都有好处。然而如前面说过的，在一些情形中人们要做的却恰恰相反。
只要这种接触不是重复的，合作就非常困难，正是持续的接触，使基于回报的合作的稳定成为可能。促进双方合作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使得未来相对于现在更重要些；改变对策者的四个可能的结果的收益值；教给对策者那些促进合作的准则、事实和技能。
如果未来相对于现在是足够重要的话，双方的合作是稳定的。因为每个对策者可以用隐含的报复来威胁对方，如果相互之间的接触能持续足够长使得这种威胁能够奏效的话。
这个结论强调了促进合作的第一方法的重要性，即增大未来的影响。有两个基本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使相互作用更持久和使相互作用更频繁。
最直接促进合作的方法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例如，婚礼就是一个用来庆祝和促进持续关系的公共行为。相互作用的持久性不仅对相爱的人有用，对敌人也有用。能证明这一点的最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系统。堑壕战与众不同的是敌对双方的部队要相互接触很长的时间。在更机动的战争中，一支部队在每次战斗中可能遭遇不同的敌人。因此，你希望对方的个体或小单位将会在以后回报你，而合作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在相对固定的战斗中，两支部队之间的接触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持续的接触，使得基于回报的合作是值得一试的，并且使合作得以建立。
另一个增大未来影响的方法是使接触更加频繁。在下一步接触很快就会发生的情况下，下一步显然比通常更重要。
在商业上，专业化公司趋向于限制在与少数几个公司接触以便使这种接触更加频繁。这是为什么合作在小城镇比在大城市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在某些行业中往往存在着限制竞争的默契，这也是为什么同类行业的公司都试图排斥那些可能扰乱这种默契的新公司。因此，原则总是一样的，经常接触有助于促进稳定的合作。
集中接触是使两个人更经常见面的一个方法。在协商谈判中，另一个使接触更加频繁的方法是把问题分解成若干的部分。例如，可以将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分解成许多阶段，这样就允许双方有更多让步的机遇而不只是一两个让步。这样可以使回报更有效。如果双方都知道对方的一步不合适的策略可以通过下一步的回报来补偿，那么双方对整个过程可以按所期望的进行就更有信心。而且，如果双方对自己识别欺骗的能力缺乏信心，那么，有许多小的步骤比只有少数大的步骤更有助于促进合作。
分解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原则。在商业上，商人们喜欢一个大订单分别按每次发货时间付款，而不愿等到最后付总账。使得当前步骤的背叛相对于整个未来的接触过程来说不是那么有诱惑力，这是促进合作的好方法。
启示：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了解并关心对方，并巧妙地保护自己，会使合作更加长久。
为什么出租比出售好
1987年，纽约市长埃德·科克成功地增加了曼哈顿的持照出租车的数目。此前50年，曼哈顿人口增加了300万，但出租车只多了100辆。出租车短缺的一个迹象是，当时，合法经营一辆出租车的权利（俗称“大奖章”）在市场公开标价125000美元。与此同时，出租车按每天两班、每班12小时出租，每班价格约为60美元（每年约45000美元）。
假如市政府拍卖100个新的大奖章，就能轻松地赚到1250万美元。问题是，所有的获得者就会担心，市政府已经发现了一个好得难以置信的发财机会。既然如此，为什么明年不再拍卖100个新的大奖章呢？如果市政府不能承诺限制大奖章的颁发数量，以保证大奖章不会变得一文不值，那么第一个后果就是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大奖章出高价了。
现在科克市长请你做顾问。他想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增加出租车的数目和库房收入。他正在寻找办法，使自己作出一个承诺，并以此约束自己（以及以后的政府）不要再源源不断地印制新的许可证，防止旧的大奖章大大贬值。当时，出租车与轿车委员会正左右为难，但谁也不会单单听信一个政客的话。你有什么建议？
诀窍在于出租而非出售大奖章。这么一来，没人要为以后的价值付钱。市长就会有一种限制大奖章出租数量的激励，因为假如他出租太多，总租金就会下降，并且很有可能随着大奖章变得一文不值而一直降到零。
注意，这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作出承诺的应用实例。这里的步骤不是大奖章的数目，而是大奖章的有效期。人们愿意在一周或一年之内相信这个市长，而新规定的通过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最具风险的是大奖章一年的价值。对市长而言与其将今年的大奖章、明年的大奖章以及未来的大奖章合并为一枚永久性的大奖章，然后再出售，还不如一次只出售一枚大奖章，从而恢复自己的可信度。要做到这一点，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出租，而不是出售。
改变收益值
那些碰到“囚徒困境”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即“应该有一个法律来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事实上，摆脱“囚徒困境”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保证人们无论如何也得做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法律使人们交税，不偷盗，忠实履行与陌生人的合同。这每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有许多人参加的大“囚徒困境”。没有人愿意纳税，因为它的好处很难看到而代价是直接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纳税，大家就能生活得更好，即分享学校、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的好处。这就是卢梭所说的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每一个公民“被强迫得到自由”。
政府所做的正是改变有效的收益值。如果你逃避交税，你就可能被送进监狱。这种前景使得背叛的选择不那么吸引人了。即使半官方也能通过改变对策者的收益值而实施他们的规矩。例如，在“囚徒困境”的原始故事中，两个同案犯被逮捕并被分别审讯。如果他们同属一个帮派组织，那么他们知道告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将降低背叛同伙的收益值，使得他们都不坦白并由于他们双方保持沉默的合作而得到较轻的徒刑。
在收益结构上的大变化能够改变相互作用使得情况不再是一个“囚徒困境”。如果对背叛的惩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管对方如何选择，从短期来说合作都是最好的选择的话，那么就不再有困境。可是，收益值的改变没有必要如此激烈才能奏效，即使相当小的一点改变就可以有助于回报的合作的稳定，尽管这相互作用的情况仍然是“囚徒困境”。所以，通过改变收益值来促进合作没有必要去消除背叛的短期激励与合作的长期激励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要使对双方合作的长期激励大于对背叛的短期激励就行。
教育人们相互关心
在社会中，一个有效促进“双赢”的方法是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利益。家长和学校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教育年轻人关心其他人的幸福。用对策论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这些长辈试图使孩子们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这些新一代的公民的偏好中，不仅有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他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关心他人的社会里，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
利他主义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的利益效用是与另一个人的福利相联系的。因此利他主义是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一些看起来是宽宏大量的行为可能有其他各种原因而不是利他主义。
例如，慈善行为往往不是出于对不幸者的关心而是为了它所能带来的社会赞赏。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赠送礼物可能是交换过程的一部分。它的动机更多的是使受惠者承担某种义务而不在于改善受惠者的福利。
从生物进化的遗传学观点来看，利他主义能在亲属之间维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下一代的母亲能够增加她的基因拷贝的生存机会。这是遗传亲缘理论的基础。
人们之间的利他主义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来维持。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自私者可以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好处而不给以任何回报。
我们都遇见过一些令人讨厌的人，他期望其他人宽宏大量，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