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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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伟大的列宁……
3
1942年3月，我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我发现，莫斯科比起当年显得更加戒备森严，战备组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虽然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打退了100—250公里，但局势仍然是紧张的。城市上空飘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严阵以待，城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敌人的炸弹留下的弹坑。人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我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一再请求：“上前线，上前线。”
这不是我在国内战争初期当红军指挥员时那种年轻人的冲动。现在，我已经42岁了，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马上直接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能为战胜希特勒匪帮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的第11个月就要过去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这是希特勒匪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用“闪击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了。德国失去了一批最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坦克兵和飞行员。希地勒的战略家们被迫受了持久战的事实。
同样，苏联也需要时间来组建和训练新的战略预备队，这项工作是1942年春天开始的。短期内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困难重重。在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国土上，1941年曾居住着全国40％的人口，并且有数千个能为红军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弹药的工业企业。但是，此时已疏散到大后方的工厂不仅能弥补损失了的生产能力，而且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水平。
由于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1942年上半年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获得很大增长：步枪和卡宾枪的生产由1941年下半年的1，567，141枝增长到1942年上半年的1，943，397枝，120毫米迫击炮由2，315门增长到10，046门，各种类型坦克由4849辆增长到11，178辆，战斗机由8，200架增长到8，268架。
从1942年5月起，各个方面军开始组建空军集团军。这是符合战争需要的。最高统帅部掌握着由混成坦克集团军和坦克军组成的预备队，并根据需要，用它们去加强在主要方向作战的方面军。
对于1942年夏天在苏德战场出现的局势，我们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持何种态度呢？他们是怎样履行自己的同盟国义务呢？
当法西斯集团把80％的武装力量投入到苏德战场时，英、美两国的军事领导人却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不紧不慢地调遣自己的军队到其他次要的战场上，不慌不忙地安排这些部队的战斗行动。到1942年夏季，英、美两国的军队人数已达1，000万以上。他们拥有众多的装甲坦克部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一再要求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曾保证要在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些许诺只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做做样子，首先是为了安抚强烈要求尽快给苏联以积极援助的美、英两国人民。因为同盟国知道，一个个新锐师正从德国本土和被它占领的西欧国家源源不断地调往苏德战场。凯特尔上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942年5月1日，东线共缺少31万8千人。计划在5月份给东线军队补充24万人。从5月到9月期间，由年轻的新兵组成的预备队人数可达96万。此后，在9月份，不会有任何兵源补充。”为了弥补在苏德战场的损失，希特勒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把18岁至45岁的所有德国人都征入军队，甚至开始从46—55岁这个年龄组里征兵。
苏德战场不仅迫使敌人不断补充兵员，而且迫使他们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生产。1942年与1941年相比，坦克、自行火炮、强击炮的生产从3，806辆（门）增长到6，189辆（门）；迫击炮从4，230门增长到9，780门；战斗机从9，540架增长到11，408架；攻击机从3，660架增长到6，000架。
此外，尽管美国与希特勒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垄断集团仍然继续向德国供应战略原料。甚至在1942年，德国还通过西班牙从美国进口了40．6万吨粮食、22．7万吨煤和焦炭、17万吨燃料和1500吨橡胶。所有这些做法，加上我们的同盟国的消极态度，使法西斯集团得以在1942年春季调集600多万军队、近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千多辆坦克和近3500架战斗机，用于对苏作战。兵力雄厚，从数量上已超过希特勒开始发动侵苏战争时的水平。
诚然，这次的进攻地带狭窄。实施新的打击的全部力量都集结在战线南翼，然后逐步向北扩展。
希特勒开始进军高加索，目的是夺取石油产地，推进到伊朗边界，打到伏尔加河畔。看来，他认为苏联边远地区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
我的任务不是描写1942年春季战场上的全部事件，但是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我不能不粗略地剖析一下德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对伏尔加河地区发生各个事件的意义进行评价。
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号训令，说明了希特勒政治领导集团和军事当局的意图，而在7月发布的第44号和第45号训令中，又对这些意图作了具体的说明。
让我们看一看第41号训令。
它开始这样说：“在俄国，冬季战局即将结束。由于我东线士兵英勇善战和富于牺牲精神，我们的防御行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敌人的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惨重。为了急于利用臆想的初期的胜利，他们在这个冬季消耗了大量的预备队。”
我们看到，德国统帅部在自己的分析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并试图把自己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描绘成军事上的胜利。希特勒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
由此产生了这个文件中规定的目的。
训令中写道：“目的是彻底消灭苏军残存力量，尽可能夺取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
……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在战线南段实施主要战役，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以便进而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地，并穿越高加索山脉。”
敌人突击刻赤地区，攻打塞瓦斯托波尔。希特勒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完全占领了克里木，为进攻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做好了翼侧准备。
尽管敌人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但这个城市在7月初以前一直在我们手中。
1942年5月12日，西南方面军转入进攻，从两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一个从巴尔文科夫突出部实施，从西南绕过哈尔科夫，另一个是辅助突击，从沃耳易斯克地区实施。
有关这次进攻中的重大事件，在历史著作和著名苏联军事家的回忆录中已有许多评论。我无须赘述，也无须加以评论。众所周知，这次进攻我军以惨痛失败告终。希特勒对伏尔加河地区、沃罗涅日和高加索的进攻蓄谋已久。德军冲破了我军防线，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德军统帅部充分利用了当时出现的这一有利态势。德国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希写道：
“俄国人企图破坏德军预定的进攻，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人防御力量的削弱使我军第一战役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德军各集团军还是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准备，调整兵力配置，补充一切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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