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完整版-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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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自由主义者反对权力当局拥有任何形式的自由裁量权，并在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反对自由裁量性的强制，却绝不能为那种允许所有有责任能力的人可以无条件地主张救助并且允许其有权成为自己需求的终级裁判者的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自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正义原则，即它会在不要求人们提供需求证明的情况下而赋予那些反对“威慑性权力”或“自由裁量性权力”的人士以某种获得救济的权利。如果这类主张是在“社会保险”的幌子下并通过公然蒙骗公众的方式而为人们所采纳的（这种蒙骗乃是其制造者引以自豪的资本，那么它们便显然与法治下的平等正义原则不相符合。
现今的自由人士有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希望，即“整个福利国家的构设，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被看成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随着财富的全面增长，这个过渡阶段很快就会变得毫无必要。然而，这种希望必定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对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追问：首先，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那些为国家垄断的制度的净效果可能是颇具裨益的；其次，一旦这些垄断的制度被创建出来，那么再将它们否弃掉，在政治上是否仍有可能。在贫困的国家里，国家垄断机构日益膨胀的势头所导致的负担，可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减缓财富的增长（姑且不论它所具有的加重人口过剩之问题的倾向），因而也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这些垄断性制度的寿命；这样，那些自由人士所认为的会使这种制度变得毫无必要的“时刻”，就有可能根本不会到来；即使在较富裕的国家中，这种负担也会阻碍那些能够替代垄断性制度某些功能的新制度安排的出现。
把疾病和失业救济制度逐渐转变成具有真正保险性质的制度，可能并不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真正的保险制度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较为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确信是否有可能放弃那种为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制度，因为在那种制度下，每一代人由于满足了上一代人的需求从而也就获得了同样要求下一代人予以救助的权利，所以这种制度一经采用，似乎就必须持久地维续下去，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彻底崩溃。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制度的采用，显然会束缚演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给社会添加一项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则极可能是社会在将来要反复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摆脱的东西。然而，不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规避责任，还是故意不去履行已产生的义务，都不是恰当的选择，它们都不可能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提供基础。在我们能够希望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民主政制必须首先认识到，它必须为自己的愚昧支付学费，而且也绝不能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对未来大开无限额支票。
人们业已恰当地指出，在过去，我们是因社会弊病而蒙受诸多痛苦，但是在今天，我们却是因对这些社会弊病的矫正或救济而蒙受着同样的痛苦。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先前的社会弊病会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而如今我们所采用的矫正方案却正在威胁着未来各项改进措施所赖以为基础的财富的持续增长。当年，Beveridge报告设计的福利国家所要打击的乃是“五大巨魔”，然而我们在现今所面对的却已不再是这些巨魔，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五大新恶魔，而且这些新恶魔完全有可能被证明是我们文明生活的更大的敌人。尽管我们历经各种努力而在克服贪欲、疾病、无知、贫穷以及懒惰五大旧恶魔的方面只取得了些许成就，但是当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于通货膨胀、积重难返的税制、具有强制力的工会、在教育中日益起支配作用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具有极大的专断权的时候，我们在未来与这些新恶魔进行的斗争中却可能会表现得更糟，因为在这场斗争中，个人仅凭其自身的努力是无从摆脱这些危险的，而且政府机构的过度膨胀势头也只可能加剧而绝不可能减缓这些危险。
自由秩序原理第二十章 税制与再分配
第二十章 税制与再分配
事物的本质是：其发端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人们对其掉以轻心、不加戒备，则其发展速度将迅速加快，最终将达致一种没有人能够预见的状态。
贵希阿迪尼（F。Guicciardini）（ca。1538）
1．从许多方面来讲，我都希望能在本书中略去对本章内容的讨论，因为本章所提出的论点直接指向那些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注定会触犯许多人。甚至那些至今关注我的论点甚或认为我的观点在总体上讲颇有道理的人士，也可能会认为我关于税制（taxation）的观点太过教条、过于极端且不具有可行性。许多人可能愿意恢复我一直致力于为之辩护的那种自由状态，但却主张以下述做法为条件，即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他们认为是这种自由所导致的）应当通过采取恰当的税收措施而加以纠正。经由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ation）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渐渐地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正当之举。然而，我却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故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不坦诚的。再者，采取回避的做法，还会无视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做法，不仅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而且还涉及到未来社会之整体特性所赖以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一个人欲否弃这个问题中已成为教条的观点，需要做出相当程度的努力，然而一旦这个问题得到明确的阐释，我们便会发现，正是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要比在其他领域更为凸显。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对累进税制的原则提出过质疑，也罕有较具新意的讨论；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对此一问题的较具批判性的研究取向。然而，对于整个论题，仍极需给出一更富洞见性的评论。不无遗憾的是，在本章中我们只能对我们反对累进税制的观点做一简要的概述。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中，只关注这样一种累进制——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即整个税制的累进安排（progression of taxation as a whole），换言之，在通盘考虑各种税收以后，对较高收入者课以较比例重税（pro…portionally heavy taxation）更多税收的做法。个别税种（individual taxes），特别是所得税，被分成等级，似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安排可以对许多间接税种趋于从较低收入者那里课以较高的比例税的负担的做法进行补偿。毋庸置疑，这也是支持累进税制的唯一有效的论辩。然而，这种论辩只适用于作为某一特定税收结构之一部分的特别税种，而不能扩展适用于整个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累进所得税（a progressive ine tax）的各种影响，因为晚近以来，它一直被当作推进整个税收制度更趋累进化的主要手段。对于一特定税收制度内部的不同税种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行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将不予考虑。
我们必须承认，累进税制虽说在今天已成为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也不对其他会导向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显而易见，在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ation）下，也可能达成相当程度的再分配。这是因为所谓收入再分配，其必要条件无外乎下述二者：一是用一大部分财政收入来提供那些主要有利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服务；二是用此收入直接给予这个阶级以补贴。然而，令人颇感疑惑的却是，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愿意让税收来降低他们原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以换取免费服务。同样，比例税制这种手段又如何能在实质上改变较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也是一个极令人难解的问题。当然，比例税制完全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收入从整个富有阶级转向整个贫困阶级，然而，它却并不能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而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则恰恰是累进税制的主要功用所在。对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来说，比例税制很可能意味着，尽管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会根据比例而被课税，但他们所获得的服务方面的差异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由累进税制所导致的相对收入（relative in…es）的种种变化，却会对这个富有阶级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累进税制对技术的进步、资源的配置、激励的提供、社会的流动、竞争和投资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可以说主要都是通过对这个富有阶级的影响而实现的。不论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仅就现在而言，累进税制无论如何都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手段，则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这类政策的范围亦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2．一如许多与此相似的措施那样，累进税制之所以能够获致其在当下的重要性，乃是一些人在“欺诈手段”（false pretenses）等障眼法下将其蒙混过关的一个结果。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此后又在1848年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运动期间，累进税制都被明确地宣称为一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但却遭到人们断然地否弃。“人们应当处决该计划的草拟者，而不应当枪毙这一方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Turgot 对此类早期的建议所作的愤慨回应。在1830年代，当人们较为普遍地倡导累进税制的主张时，J。R。McCulloch以下述经常被引证的文字表达了他反对这类主张的主要观点，即“一旦你放弃了对所有个人的收入或财产按相同比例课税这一基本原则，你就会一如在航海时丧失方向舵或罗盘而不知所措，你就可能干出种种不公正的和愚蠢的事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曾坦言建议，“高额累进或递进所得税”应是在革命第一阶段以后所采取的诸项措施之一，根据这一税制，“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他们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对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生产条件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没有效力和不具根据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越自身，必须进一步侵袭旧的社会秩序，成为彻底变革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人们在当时对这一措施的一般态度仍在A。Thiers 的论述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即“比例税制是一项原则，而累进税制却只是一可恶的专断安排”，或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持的那种观点，他将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形式”。
但是，在累进税制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之后，鼓动实行累进税制的运动却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改良者，尽管一般来说都不承认他们具有任何欲求改变收入分配制度的企图，但却一开始就论辩说，全部的税收负担——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equality of 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的。在支持此项措施的众多论点（我们仍能从当今公共财政的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观点）中，有一种看似最为科学的论点获得了支配地位并被人们广为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一论点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因为仍有些人相信它为累进税制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证明。这个观点的基本要点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会使边际效用递减。撇开此一论点的抽象性质不论，或许也正由于此，它在把那些先前被公认为以专断观点为基础的措施说成是具有科学依据从而应当得到尊重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领域本身在现代的发展，却完全摧毁了前述论点的基础。此一论点之所以丧失了解释的效力，部分是因为人们已普遍否弃了那种认为有可能对不同个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观点；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已从根本上开始怀疑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能够被恰当地适用于对全部收入的分析，这即是说，如果我们将某个人从利用其资源中所获得的各种益处都视为收入，那么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还具有意义。人们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效用乃是一纯粹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说，同其他事物相比较，某物具有较大的、相同的或较小的效用，然而仅从某物本身出发，就说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用，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我们便可以从逻辑上推论说，只有当我们根据某种其他可欲的利益，比如闲暇（或不需费力工作），来表达收入的效用时，我们才能讨论收入的效用问题（以及这一效用递减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论辩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主张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ation），而决不是累进税制。然而，循此思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毫无意义。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在税收理论中运用效用分析，全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它之所以是一种遗憾，乃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我们如能更快地摆脱由其所导致的思想混乱，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
3．19世纪晚期主张实行累进税制的那些人，一般而言都强调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达到牺牲的平等，而不在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再者，他们一般也都认为，这一仅旨在达致牺牲的平等的目标，只能证明一种“适中”程度（a moderate degree）的累进税制为正当，而对累进税制的“过度”使用（excessive use）——如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累进税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则当然应受到谴责。尽管试图为适当的累进税率提供一客观标准的所有努力都已宣告失败，尽管这种累进税制的倡导者并未对其他人的质疑做出回答（这种质疑的观点认为，一旦此项原则被接受，那么人们就根本无从确定出一种明确无争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累进税率的实施就会丧失它原本所依赖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仍有必要强调指出，当时的有关讨论完全是在那种设计“适中”的累进税率的范围中展开的，从而亦就完全忽略了这种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重要性。此外，那些主张适中累进税率的人还认为，那种认定累进税率不会维持在前述“适中”限度之内的观点，乃是对主张累进税制的论点的蓄意歪曲，而且也是对民主政府的智慧毫无信任的表现，应当受到谴责。
正是在当时处于“社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