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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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奥廾曰啊钡恼廴攘业爻中撕贸ひ欢问奔洌鄣慕沟阒皇恰奥廾曰啊笔欠翊嬖凇Ｐ挥尽⒊陆⑶锸ㄏ袷潜拭湮幕鹨┪逗芘ǎ桓荼收哂邢薜脑亩练段Ш团卸狭Γ渌渭诱鄣亩加谜婷郑⒀酥恰⒊率宓热说奈恼露源顺种室珊头穸ㄌ取Ｆ渲幸杂凶排逭庖晃侍獾牡锰於篮竦闹疃啾憷跫摹⑷沃坝谥泄仓醒胛南籽芯渴易叛芯棵蠖某陆芯吭痹谥泄泄驳呈费Щ嶂靼斓摹栋倌瓿薄�2002年第9期发表的题为《“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的长篇文章最为深入细致。然而在阅读上述所有专家、学者的质疑文章后，闭卷沉思，笔者一方面觉得这些文章的确使人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些文章均未能证伪，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罗毛对话”的不存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正统派之学风”特色时说：“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凭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周海婴披露“罗毛对话”的开始是“孤证不为定说”，其“反证”均为推论式样的诸如不合逻辑之类的比“孤证”还不如的虽说是周详的而实质是“毛估带猜”的无效考证，因此可以视为“其无反证者姑存之”，而且这种无效反证还使人倾向于相信周海婴“孤证”的真实性。而随着陈焜《关于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致周海婴先生的一封信》（《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陈焜《我的伯父罗稷南》（《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8月版）、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的发表，尤其是1957年夏天亲聆“罗毛对话”的黄宗英言之确凿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面世（该文首发于2002年12月4日出版的北京《炎黄春秋》月刊，再发于12月5日广州的《南方周末》，三发于12月6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学术界普遍以“得有续证则渐信之”的态度，相信“罗毛对话”的存在。于是，争论已取得了接近历史真相和合乎学术规范的结果，这桩石破天惊的涉毛公案中的史实争论终告一段落。
由此笔者联系到相类似的而在有关“罗毛对话”争论中无人提及的另外一桩石破天惊的涉毛公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M。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上发表《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全文披露了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其在1949年1～2月期间赴华使命的书面报告（简称米高扬报告）。随后中国国内杂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译载了此文。米高扬报告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复电中则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米高扬进而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米高扬报告尤其是报告中提及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内容令国内学者深感意外和震惊，由此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党史界和舆论界的一个相关共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奠基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主张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受到挑战。
大多数学者对米高扬报告中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来往电报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田松年、沈正乐、张士义等专家的倾向性明显的质疑文章影响很大。中央档案馆馆员沈正乐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题为《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的文章指出：“无论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分析，还是从中共中央对档案妥为保管的重视或是从保管档案机构、制度的健全来判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应该保存下来，而且应该保管在中央档案馆。但笔者多次查找中央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均未查到这两份电报，那么，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米高扬所说的毛泽东、斯大林的上述来往电报，读者对此提出疑问是理所当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士义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米高扬“报告”质疑》指出：“不难发现，在米高扬的书面报告中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米高扬在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以及他本人由此得出的‘结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田松年编审发表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题为《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从媒体所传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两封来往电报谈起》的长文章最具代表性。田文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两封来往电报“仅为孤证，且非公布的第一手材料”。“事涉双方的，更不能凭单方面的材料和说法论定。如果俄方收藏有毛泽东的电报和斯大林签名电报的底稿，那么反过来，中方同样应该存有苏方来电和毛的电报原稿。”“经认真查找，这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这应提起人们在使用两封电报时谨慎从事。”“必须指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封电报并不是以原始文献的面貌公布的。它们是以列多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转录米高扬的报告，而米高扬在报告中也是以无头无尾摘引的不完整形式发表的。还要指出，这两封电报并不是出现在米高扬1949年初在西柏坡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而是出现在中苏交恶后1960年米高扬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1960年的报告疑点甚多，可信度极低，上面我们已经略予证明。而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样令人怀疑。”田文还批评了朱正在其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7～88页）和牧惠在其文章《德先生、赛先生与“与俄为师”》（《随笔》1999年第1期）使用毛泽东、斯大林两封电报的内容：“姑不论作者在政治上内心的想法究竟怎样，这样的写法至少是有悖于史实的，对读者是不够负责的。它反映了在社会上某种浮躁心态影响下，一些同志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听风就是雨。”笔者认为，田文很详细地论述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基本政策，但未能说明毛泽东、斯大林两封电报的有无真伪。这些质疑和否定毛泽东、斯大林对话的文章与质疑和否定罗稷南、毛泽东对话的文章一样，一方面使人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觉得文章未能证伪——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毛斯两封电报的不存在。
2000年，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两封往来电报，并在当年《远东问题》杂志第6期上发表。国内《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随即译载了这两封电报。但细心的译者发现俄方“发表的（毛泽东致斯大林）俄文电报稿中无顺序号5和9”，为对读者负责，特加“译者注”予以说明。后经译者向俄方查询发现，“由于作者和准备付印的编辑的疏忽，电报漏掉了顺序号5和9，以及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电报第6点中的部分文字”。“鉴于读者询问发表时是否省略了第5点和第9点，并考虑到这个引起专家们争论的文件的重要性，（俄方《远东问题》）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再次发表文件的全文，并加上斯大林亲手所作的标记。”于是，《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5期再次发表了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也再次译载了此文。至此，米高扬报告所披露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两封往来电报全部内容，在历经数年的一波三折之后，终于以原始面貌公开发表。
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亲笔签字原件”现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3～17页”。该电报第9点后半部分明确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证明米高扬报告所引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当时这封电报除原件外还加印了九份，其中一份就是呈送米高扬的。至于中方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没有发现毛泽东拍发过此种内容的电报说法，并不能否定俄方档案的真实性，因为中方不能排除当年此电未存档或事后丢失与毁坏的可能。因此，仅以档案“告缺”已不能否定俄方所提供第一手档案资料。这样，米高扬的报告这一备受质疑的“孤证”，由于有毛泽东电报原件的“互证”而最终成为“确证”。
从上述两桩涉毛公案中可知，在史料研究中轻易下否定性判断是不科学的。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朴实楷模的前辈史学家严耕望（1916～1996）在其《治史经验谈》中谈到治史的一种“尽量少说否定话”的史学常识：“寻找历史真相，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某件事的存在。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极有限，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这个道理极其明显，即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但学人们却常常以不知为没有，以书籍无记载即历史上无其事。因此常常违反此一铁的规律，而轻易的说否定话。”〔2〕
最后再说两话句。一句是重复的话：周海婴在其回忆录中披露的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是真实可靠的，毛泽东在1957年夏天的确说过“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的话；米高扬报告公布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往来电报内容是真实的和可靠的，毛泽东在1947年冬天的确曾考虑过让“除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离开政治舞台。一句是有点脱离题目的话：在新的历史资料出现并导致原有观点受到挑战以后，如果仍固守成见，坚持用原有观点作为论证的前提，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判断新资料的真实性，这在逻辑推理上无疑是自相矛盾，决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敢于面对和接受史实，才能同时对其作出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与评价。
注释：
〔1〕《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22页。
〔2〕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 达 然
王 朔
在王朔出世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阅读方式，一种据说是任性而为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与写作，把作者尤其是把读者从英雄、正义，甚至从真、善、美的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明显地把相当一部分假正经和假崇高拉下了马，比如一本正经的表白，比如雪白的后脖子，比如评奖、比赛，比如学者，比如哲学名词，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中，自己是否一直在上当受骗？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代表着上帝、道德与良知的教会人士等大倡禁欲，又像封建时代的中国，所有上流人物的嘴边都在大叫伦理道德。于是，以德为美的下层民众严格遵守着，甚至为这些付出了生命，上层人物却在一边风流快活，一边窃笑不已。西欧教会不是出现过第一流的教会人士同时拥一对母女为情人，并在权力斗争中杀死自己外甥的事吗？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认为王朔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态度是一种风景。然而王朔是取舍分明的，从来不写杂文或更为理性一点的文章，至多是在文化圈内打情骂俏，尽管掀起的浪一波不如一波。由此，一般人便认为他缺乏社会正义感，没有同情心，属于皇城根文化下的明哲保身行为。但是，王朔的文化自阉，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其本人或许认为，以飘浮为特点的浅表文化人的油控，想搅动整个社会，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在今天，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更确切地观察王朔及其现象。也许某些社会学家曾经想到过，也许连普通民众也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包括王朔）迅速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负面效应，那么多的肮脏和卑劣，那么多的失望和沮丧……而恰恰在这时，王朔仍然大行快乐与享受之道，于驼鸟遇险藏身之爱好让世人哈哈大笑，以君子爱财取之文化的变戏法手段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以极度的玩世来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在于玩心跳，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凡此种种，必然在一个非常大的文化背景下，引发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之讨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一点颇像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倡幽默闲适还是提倡横眉冷对之斗。这样的结果，应该才是王朔之流在更深层次上的意义──使提倡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者有了放枪的靶子，有了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也更有了说服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犹如创世纪的关键阶段，我们的民族正处于思想转型的前夜，如果从来没有人愿意或敢于进行实质性的思考，民族精神定然会萎缩的。试想，假如没有王朔者流，假如没有“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年轻一代，假如没有整天嘻嘻哈哈的这一“族”那一“族”的，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深层忧虑，恐怕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因为没有王朔，我们还真以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还在“文革”的思痛中深沉反思，在伤痛文学的感染下以泪洗面，在现代民主法制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呢！却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怎么社会上净是些“小资”、POP、IT、宜家、玩车一族……要不就是人家几亿人观看的电视台都播出节目了，比如野蛮拆迁队、残酷收容所、处女强奸犯之类的，然后杂文家们才蜂拥而上——唉，其实都是从王朔者流那里搬过来的同类型低级幽默啊！只是这等幽默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在那里笑道：我们已经甘愿当成靶子了，你们就不能来点别的节目吗？
王小波
这个已经逝去的人，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人们，优秀的思想还有一种更妙的表达方式。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他的杂文是写得很捧，所倡导的价值观颇有慧眼独到之处，但正确了一大堆，并不意味着事事正确。若奉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