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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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对科学的看法是，科学这东西不骗人，不会玩虚弄假的，比如拿刀片做超声波，结果却收割了一茬茬的屁股；比如拿土炉炼钢，结果却炼出了牛屎。这笑话那年月的人都知道，但他是说走了题的。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总是迷信科学，科学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回报中国人。关于这东西的真理总是在变，在哥白尼之前，地心说是真理；在日心说被推翻之前，哥白尼也是真理；在牛顿以前，亚里斯多德是真理；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是真理；爱因斯坦也被推翻之后呢？当然也可以这么说：科学无止境，人类总在不断进步。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呢？而且，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都架在每个人脖子上了，为什么这个号称崇尚自由思想的人却浑然不觉？如此看来，一个大力宣称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框定的圈内，痴迷于其中，洋洋自得。故此，我们也就看到在王小波文中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观点和话语。比如罗素那句“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就说了有二十多次。
此外，关于科学，他还说过一些更为出奇的话。他认为，工业生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农业生产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是这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依我看来，他说的不是环境污染，只是自家的厕所和楼道里那点臭气。至于那点臭气，臭臭也无大碍，更要命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东西：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食品污染、核污染。众所周知，工业，尤其是在我国遍地都是的初级生产，绝对会造成污染。如果照王小波的逻辑，污染是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那么工业污染的现实恰恰是：它只会糟蹋，不会收拾。根本就不是愿不愿收拾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收拾！一个自称喜欢人文知识的理科生，却因为理科生的痴妄而时时背弃人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王小波的知识体系里，除了理科那一套外，主要是罗素等理性主义的著作，当然也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我奇怪的是，他只看到了其反乌托邦的一面，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其中所藏匿的对科学的深深恐惧？在西方世界，在卢梭的笔下，在马尔库塞（他也提到过这个名字，但语焉不详）、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的笔下，到处都描述着科学的可怕，一个热衷科学的人怎么能不看看那些反科学的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和那些喜欢某某主义、却不允许别人指出某某主义有哪些缺点的人，究竟有何区别？
关于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高知家庭氛围下养大的胖小子，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讥讽农民的生活方式，这很正常。但这种讥讽出于王小波笔下，似乎就有点不正常了。然而细一想，还是挺正常。当然，该种讥讽是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从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那些知青们叫唤：那（下乡时的农村）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是他们想过没有，给他们提供粮食、种植蔬菜的农民，一辈子都是呆在那种地方，入土方安！
王小波也谈到过人不能呆在那种地方，但他附加了一句：人应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它。站着说话果然不腰疼。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每一个人都想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苦于无路可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两种结果：一是他们把苦难当成了一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拣破烂，拾拉圾，下矿坑，收拾那一亩三分地，养那一口猪，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地、一口猪、一堆垃圾；二是走出大山，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变成民工或盲流，受尽歧视和凌辱。连王小波不也是在说，在某条胡同，住着外地来京人员，脏、乱、差的水平可称为苍蝇乐园。连现在的北京人，也说北京人的素质多高多妙，治安不好全是因为外地人。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一群不讲良心的人，他们吃了偏饭，还要说别人饿得乱抢，不守秩序。历史上有个白痴晋惠帝特仁慈，听说国家有饿死的人时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吃点肉呢？在王小波这里，我看到了类似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懂得整洁呢？
捎带谈谈到那个什么“王小波走狗同盟”，王小波一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散了为妙。为什么呢？一个人固然喜欢让别人崇拜，但是崇拜成这种模样，和追星的感觉类似，一头栽在别人消化过的粪池子里，自身还会有什么建树？还能有什么“思维的乐趣”？中国有句古话叫“狡兔死，走狗烹”，王小波去了，狡兔却没去──民主法制建设、真正的科学意识建设、文明生活方式建设，都还需要我们去奋力追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要做一条走狗，就做一条民主法制的走狗，真正科学意识的走狗，文明生活方式的走狗，简言之，别做哪个人的走狗，一定要做真理的走狗。
王小波的存在，逼迫我们进行如下的思考：一是，居于文化首善区的知识阶层，他们关心下层民众的思考，为什么总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是，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为什么一直以来，不被思想界所接受和关注？不被文学界关注和接受？这里面的症结是什么？如果这种反思能从王小波和思想界同时进行，则善莫大焉。
朱学勤
朱学勤在中国学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中国，把硕士帽、博士帽仅仅当成一顶帽子收购与兜售的风尚之下，如果一旦有个把象牙塔内人居然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那就和发现了活宝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学勤频频出没于流行报刊，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朱学勤在写作上是颇为自得的，有时还极力创造自己的术语。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痒”。可惜任何术语的产生，绝非如流行歌词或俏皮话那么简单，因为真正的术语都是搭建在体系大厦上的有机分子，并非无根飘荡之物，也非衔草垒窝可比。
事实上，朱学勤把自己的文章称为学术类和短线类，学术类就是指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类，而短线类即指高稿酬的千字或二千字文。朱学勤的文章，无论长短，其文风和思想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哪怕只是一家之言，哪怕非要把卢梭看成是欧陆法统和法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源头……学术上的争论，搁下不提。
唯学院味太浓，在知识的海洋里已不是泛舟，而是迷航。且看他设置的所谓“学术纪律的底线”：选题之前尽可能检索中外文献；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引文必须注明出处；论著附有文件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方索引齐备。读此五条，不由让人想起诸葛亮先生于江东舌战群儒时所言：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再细一看，朱学勤自己先违反了第二条，前后矛盾之处多多。朱学勤曾谈到清初的文字狱。正是由于清初文字狱横行，使得诸多学人如阎若璩等专务于考据训诂，吃故纸堆的本事足能气死老鼠。可朱学勤的这般做法，难道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要来一点世故，来一点狡猾，来一点什么什么吗？其实观其文，张扬之外另有显学倾向，尤其对于英美传统与法俄传统之说，甚至有投怀送抱之嫌。由此观朱学勤奋之为文可知三点：
一是，现在虽然外部文化环境大变，但承袭下来的文人陋习没变，这些本应该建设如伏尔泰、卢梭之大业绩者，却本能地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以为人生的至乐——以彰显学院派之知识宏富，学养深厚。偶然抬头看看世间，手也不知道该往哪伸，就只好在文化脂肪里面抹两把。本以为是对文化的高超运作，却不曾想，除了自己揩了两手油之外，别无他效。他们要失去多少快乐啊，在搬弄古厕烂砖、梳理西洋鬈发的同时，定然会失去真正学问建树的快乐。
二是，如果照朱学勤“学术底线”的说法，那么，庄子奔放，卢梭激昂，柏杨奇文，李敖妙笔，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弗洛伊德的医书，因为都不是学院派笔法，就要被拒绝于象牙塔外矣。举卢梭为例，朱学勤对卢梭颇多微词，集中见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其实他要能真正走进卢梭的心里，就知道错不在卢梭，错在卢梭之思想有着“登临意，无人会”的千古伤怀，远非一句激进与保守、革命的不宽容（房龙语，特指暴政）所能了得。看来，不懂卢梭真义者，远不止罗伯斯庇尔一人。卢梭曾经说过：“当一个人高升到可以号令别人的时候，一切就来竞相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了。”而这句话，正是出自罗伯斯庇尔始终放在书桌上的《社会契约论》。以政府表现来怀疑该政府所举的旗帜和思想来源，是最可笑的书生之见。斯大林的表现要怪马克思吗？蒋介石的表现要怪孙中山吗？故尔，让走出学问泥潭的人认为学问果真是无用的东西，让走出学院樊篱的人再次笑得发颤！
三是，容易滋生出一种裆内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圈内文化。圈内文化与裆内文化的共同点在于：裆内如何舒服，怎么美妙，只有其本人享受，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一时发晕，要是掏将出来，就闹了大笑话了；圈内也一样，如何舒服，怎么美妙，也只有圈内人知道，外人无从知晓，依旧做生意打牌看长长的电视剧，可有人还要掏将出来，一样为世人所笑。换言之，一旦裆内居然形成文化，必见笑于贩夫走卒——不就那点破事吗？有什么文化可言？同样，圈内一旦形成文化，必见笑于中学生乃至高年级小学生——不就是那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余韵吗？怎么老用一种腔调重复个没完呢？
余 杰（并摩罗、孔庆东）
米松是柏拉图在《智者》中提到的希腊七贤之一，他不愿为官挣钱，甘愿做一个农夫，浪迹于乡下，与鸟兽山川为伍。另一位智者赫拉克里特，本是王位继承人，热爱知识甚于王位，于是将王位让于兄弟。更有奇者如阿里克萨哥拉，竟然因为热爱学术将财产分散他人。至于第欧根尼居住于木桶中的故事，则世人皆知。东方的佛陀和庄子，更是保持了其学问与生活的一致性。反观现在的做学问者，以为自己心中充满正义和义务，以为自己手中捧有道德与良知者，以同情下层和弱者自居者，无一不露了马脚。
日本有一位笃爱佛学的名人，其关爱众生、尊重自然、崇尚节俭的学说风行一时，然而其本人的居所豪华富丽，其本人亦穿着如现代绅士。这种可笑在现代社会上演不断，灵与肉分离得殊为畸形，作文与作人必有一着棋是在骗人，这等做法，如何才能真正地有所建树？观余杰等人，正是如此。余杰搬进了他的新房子里，一边和几个哥们儿花着稿酬，一边仍旧作新青年状，继续为劳苦大众喊叫着正义与公平。
这也就罢了，更为奇特的是，余杰曾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愿接纳他这个北大“高材生”而愤愤不平，上书达万言，似乎是一个强烈地要远离体制、改变现状的人，却那么渴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再观其文，不铺学问底子，过早地耍花枪的结果是，他们钻入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扎紧口袋。这奇就奇在，扎紧口袋的，居然也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特点有二，一是在高度上可与中学作文相媲美，拿一把剪刀剪一段西方世界的轶事，或苏联时期的臭事，然后发一通类似“荔枝蜜为什么这么甜呐”或“我们民族的背负”之牢骚，则万事大吉了。二是在广度上具有极强的可模仿性，连三段论都算不上，一律只是“事实＋述评”类的文章，把随手都可拣到的事实往既定的套子里头套吧，蒙死谁算谁！
所以，余杰等人存在，让迷惑的大众进行如下的思考：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世界也好，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乃是敢讲真话。在这点上，文化人往往会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然而可悲复可恶的是，在我们这里，站在最前列的文化人往往只说一半的真话，有时甚至是满纸谎言，却要以真话的面目出现。有相当多的人著书立说，本来是冲着仕途名利去的，本来是搭一架忧国忧民的梯子准备爬上去的，本来是准备好了口袋要装满美名和金钱的，可他们却偏偏把这一层意思给遮掩了，只提正义、良知和道德，只讲自己的忧思与愤慨。乱花渐欲迷人眼，正是这些人，他们所惹起的滚滚烟尘，模糊了世人的视线，挡住了良知的足迹。
就说几句真话吧，哪怕是“我想当官”、“我想成名”、“我想发财”一类的，也会可爱千百倍的，也是功绩无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人都说真话时，就会让人们发现，很多人的欲望原来是那样寻常和自私。这个时候，请一定相信：定然会有真的智者，真的猛士，以惊天动地的姿态出现，横扫那些伪装在忧伤面孔后面的窃笑。理由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然悲惨到连一个说真话的人也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当“伪真话”铺天盖地时，总是让民众处于一头雾水中，就会看不到那些真的智者，真的猛士！朱学勤曾经请巴金讲一两句真话，余杰曾经逼着余秋雨忏悔，有更多的人在揭鲁迅的短，为这个民族的流俗作着可耻的辩护，可当我们仔细一看时，朱学勤和余杰们原来也是前者的后来人，甚至都说不清是多少步笑多少步！
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对不起诸位，我有凡俗之心，我的境界还不够，我还在为名利奔忙，包括我此前的所作所为，虽有为民族为大众之心，但也不乏我的名利之想。但是，我在追求一种境界，等待一种拯救。”然而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有的，只是互相吹捧的声音，在这些吹捧中，让我们误以为冷不丁就有思想家再生，哲学家转世。唐太宗曾经奇怪地问魏征：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广博，美尧舜，斥暴君，为什么做事却每每相反呢？同样，现在的人们不禁也要奇怪，这些忧国忧民者的心底，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金 庸（并古龙、梁羽生）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状，任何人，尤其是名人，只要沾了文化的边，就都觉得自己有思想。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设置一般为国恨家仇，动不动就与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仿佛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再加之神乎其神的盖世武功，缠绵不已的爱情悲歌，清流荡尘的古典竟境，让读者不由进入失重状态。在此，且不说金庸在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大量套用了大仲马的著作，也不说其本人是一个享受着商业利润和现代生活的人，只说其小说的流行和泛滥，对于阅读者心灵的柔软伤害和病态安慰就够了。
其实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完全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来用，反照我们当下的心态：一曰无序，二曰无助，三曰无品。无序者，纷乱糟糟也。每逢历史变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