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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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想到，那些主张“牺牲一代人”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也是他们在鼓吹市场经济应该是交易经济，只有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市场才能运作，因此，他们反对“大公无私”；但另一方面，也是这些人，又在要求那些老工人要“为改革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看来，要么是他们根本不讲逻辑，要么是他们只想着在改革中受益而不想分摊成本！
之二：“腐败出一套新体制？”
经济学家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常有一些从经济学视野出发的有别于常人的看法。不少看法甚至有让人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豁然开朗之感，即这些看法无疑对于丰富人类的想象力与智慧有很大的好处。但如果经济学家的看法与常人看法完全相反，那么，经济学家就显得有些“反智”，就应该检讨其自身逻辑上的漏洞。
斯蒂格勒曾认为，在主张社会公平上，自由派经济学家老鼓吹不能用分配公平影响效率，鼓吹取消最低工资制与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可现实的政府运作却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也希望多些来自政府的保障，可见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有些“反智”。其实，在关于腐败问题上，中国某些经济学家也同样显得“反智”。
对于中国社会不断蔓延中的腐败，老百姓深恶痛绝。在一些机构关于“哪些因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问卷调查中，这一问题已连续十几年高居“排行榜”前三名之列。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反复警告，认为中国的危机将出现在权力资本进入市场之后。但可惜普通百姓的普遍看法以及左翼学者的这些声音在主流经济学界被长期排斥了。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在转型期中国，腐败不仅有理而且有利。
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腐败有理”，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制度在程序设置上的不合理，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使得要达成一笔买卖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太高，因此，通过私下的权钱交易，反而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腐败有利”，是因为他们认为，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是权力由政府手中向市场转移的过程，而要实现权力转移，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剥夺，另一种是赎买。进行强制剥夺成本太高，因此，通过腐败的方式，一点一点将权力从政府的手中购买出来，最终交给市场，成本相对较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掉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起一个新体制”；“腐败即使不是好，也是次好的”；“腐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客观地说，对于主张腐败有理、有利的经济学家们的逻辑，我是予以了足够的尊重的。如果仔细读我的一些文章，就知道我也不是在“讲道德”。我甚至说，如果腐败真能使中国达到改革的目标，自己从经济学实证的角度也不会反腐败。问题恰在于，从制度学派的观点以及中国的现实看，想通过腐败建立一套自由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且简直就是在饮鸠止渴。
的确，历史上曾有过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赎买的方式从封建贵族那里获得了权力的事实，但那种赎买是公开的、讨价还价的，并且是一次性集体交易，有规则可循；而腐败这种方式，是私下进行的，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范围限定的个体之间的交易。依制度学派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因为腐败与公开性的一次性赎买初始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后者步入了制度的良性运作轨道，而前者却完全可能使制度被动地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
所谓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也就是制度陷入了腐败陷阱。首先，权力者从腐败中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更珍惜手中的权力，不可能轻易将能给他不断带来后续收益的权力在一次权钱交易中就还给了市场。其次，相对于制度可以让人人搭便车来说，腐败这种制度安排只限于局中人利益得到了帕累托改进，所以，不仅对于权力者有利，对于行贿者也有利。这种诱惑对于局中人来说，远超过正式的制度安排给社会上全体人都带来利益的诱惑，也就是说，包括行贿者在内的腐败局中人，为了维护自己通过腐败带来的“专有收益”，并不真希望有成熟的市场体制。再次，长时期的腐败，终于使人们“在时间中学习”，从心理到行动上都习惯于腐败。例如，现在中国人常说，这个世道，没有钱没有权办不成事啊！相反，通过正常的渠道反而不习惯而且往往效率更低甚至无法交易。因此，几种因素的作用，最后，权力并不会如愿地像鼓吹“腐败促进权力转移”者那样落入市场的手中，反而更紧地被把握在官僚与资本集团手中。他们大搞权钱交易，最后中国也可能重蹈俄罗斯式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覆辙，最好的可能性也就是南亚或拉美式“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市场经济。
对于这一点，同样身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似乎比大陆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清醒一些。他不止一次说，必须明码标价，一揽子交易，否则中国将来的新体制会落入拉美式或南亚式的“第三种体制”，并批评国内这些想通过腐败出一套新体制的经济学家在“瞎说”，他们的理论是“文字垃圾”。但可惜那么重视张五常其他说法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对他的这种说法置若罔闻。
之三：关于政府的新迷信
下午，在与青年学者程亚文一起从常大林先生家回来的路上，遇到这样一件事：在地铁口，一位裸着上身的青年人正瘫坐在地上呻吟。上前一看，腰部一个未愈合的大伤口正往外渗出腥臭的脓血，已经在地上流成一堆，引来了不少绿头苍蝇。一问，知是从河南农村过来的，因无钱医治被医院撵出来。后又找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也不管，只给他开了一张证明，让火车站允其免费上车回家。现在，他连吃饭的钱与去车站的钱都没有。
程亚文与我当时的第一念头是应该找120急救中心或找民政部门救助站，但那小伙子说都没有用，他都已经找过。于是，我们显得十分无奈，每人都将随身剩下的钱全掏出来，凑一凑有一百五六十元，让他尽快打车去车站，免得死在异乡的街道上，连家都回不了。
“政府呢？”走出几百米，程亚文突然问我，我默然。巧在我们发现路边有一辆110警车，我当即上前将情况与几个警察说了。警察做出了反应，调转警车，往青年人身边靠去。
“对这种事，我们如此无能为力。由此看来，还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知经济学家怎么看？”程亚文再次问我。
怎么回答呢？实际情况是，当下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从“自由市场”的理念出发，一味反对政府在市场中的作为，认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政府将权力交出来，“交得越彻底越好”。他们还认为，当前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与矛盾，都是“市场改革不彻底”，“政府还留有权力的尾巴”，结果使得“权力介入市场”的结果；腐败更是如此，因为“腐败的原因是公权的存在”，消灭了“公共权力”，就“消灭了腐败”。
去年开始，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认识到中国收入差距太大的现实，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结果，遭到了上述经济学家一片反对之声，认为这种建议是“倒退”，是“为权力介入市场提供借口”，最终只会导致“计划经济的全面加潮”。甚至对于基本社会保障，他们也反对，认为会养成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妨碍经济生活的效率云云。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学理性，不如说是出于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迷信，养成了他们“逢政府必反”的学术思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仅于现实无益，而且与经济学理论亦不相符合。
如果以哈耶克的制度演进理论来看，自然的个人组成政府，在人类社会最初的年代，大约是出于互济的需要。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保持整个氏族的生存与连续，在食品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氏族内部实行配给制，优先将食品供给老幼病残孕等无劳动能力者。制定这种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就成了最初政府产生的原因之一。尽管后来在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权能已经越过这种保障的功能，并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产权的规定与维护上，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对人的基本保障，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仍然一直是社会或政府的基本功能之一。这一点，甚至对政府管制持十分批评态度的哈耶克本人也是赞成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一著中，他区分了两种社会保障，即“有限度的保障”与“绝对的保障”，反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相反，他明确指出：“经济保障……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作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像我们这样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向所有人保证提供第一种保障，而不会危及普遍的自由。……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如果以此观之，比如我们遇到的那位年轻人，的确应该由政府管起来，给他基本的医疗，并给他基本的生活。
提供基本保障，使人们享有免于匮乏以及被奴役的自由，其实是政府应该关注社会公平的一个方面。而政府应不应该管公平，则是西方经济学解决了的问题，不过被我们这些自以为深谙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各自的目的将其裁减掉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专门讲了需要政府管公平。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总结政府的作用有三条：“提供一套使各种经济力量竞争公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处理不能由私人协商有效解决的外部性”，“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都管的是公平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中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存在尤其重要，也就是说，转轨时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非出乱子不可。俄罗斯就是最好的教训。因为政府权力大厦倾塌，宪政秩序没有了，才出现了今日俄罗斯经济秩序几乎全由黑手党安排的怪现象。所以，张五常先生一次在广州亲见俄罗斯少女惨状以后，以自己作为女儿的父亲的心态说：“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不靠一个独裁的政府，一定会被黑社会搞乱。”中国转轨时期某些领域的许多问题，如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等，也与因政府权力过快过分退出而在一段时间内留下了权利真空有关。旧秩序不存在了，新的权力架构没有起来，所以，混乱没法避免。
那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与市场经济需要政府退出市场是不是相矛盾呢？其实，只要政府角色合适，这并不矛盾。而当前体制转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有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东西一面，还有政府应该管的结果却没有管起来的一面。不该管的，如企业微观行为，包括下岗——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不应该直接管到企业应该裁减多少多少员工的行为，而奇怪的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成天“下达”企业裁员指标，例如，最近，中央某部领导又说还应该裁员多少多少万才行。像这样的东西，政府真不应该再管；而该管的，如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委托－代理制度下代理人即国企经营者的管理应该管，现在却没有管，以至出现“所有者缺位”，出现国企“内部人控制”，害了国家，亏了工人。所以，不应该简单地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不该管的赶紧放掉，该管的还得加强。
最后，还想指出当前流行于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另一种“迷信”，即所谓“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实，是在打倒“好人政府”与“万能政府”迷信后的又一种新的“迷信”。立论者常以美国作为例子。我这里请各位不妨翻开西方最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四版中译本第550页。萨缪尔森在那里赫然写着：“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离开了过去的信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究其原因，萨氏是这样写的：“十九世纪的美国，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无政府主义加警察’……但批评者在自由放任的理想中看到了许多缺陷。历史学家整理了周期性的商业危机、极端的贫困和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污染造成的水源、土地和空气的毒化等等的不良记录。仗义执言者和进步论者呼吁给资本主义套上马绺，以便更好地驾驭这头任性的野兽朝着富有人性的方向前进。”
现在的中国，萨氏所言的种种不良记录都有了，而主流经济学家的表现证明，中国缺乏的就是仗义执言者。
之四：为什么不愿从头再来？
这篇随笔的灵感来自于“如厕”。妻子在“出恭”的马桶旁常放一些闲书。这不是一本香港版张小娴的《在天涯寻觅你》吗？我拿起一翻，正好翻到一篇《上帝很会掷骰子》。作者首先在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你现在可以掷一次骰子，重新开始你的人生，你会从几岁开始掷骰子？”作者分析说，“开始过另一段人生，而不是今天这一种，也不能保证比现在快乐，那又何必再来一次？”而且，另一段人生，“同样也会有不快乐，也有痛苦、沮丧和失望”，此外，“我们一生里，已经掷过无数次骰子，实在经不起再重新掷一铺大的”。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我们会豁然地说：“我还是不会再掷一次骰子了。”
如果将张小娴的意思用经济学道理来解释，就涉及不少经济学理论。首先是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再来一次，我们并不知道会不会更好”，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或许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重新再来一次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却不知道。“因为并不知道会不会更好，所以我们害怕再来一次”。这是典型的“风险厌恶”。对于“风险中性”的人，愿意从头再来以及不愿意从头再来的机率是一半对一半；对于“风险偏好”者，想从冒险中得到风险回报的人，当然愿意从头再来，可惜作为凡夫俗子，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风险厌恶”者，因此，都不愿意从头再来。其次是涉及机会成本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作出某项选择而失去其他选择的成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只能选择一条路。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选择从头再来，选择另外的人生，就不能选择这样的人生。此时，如果重新选择的人生很幸福，我们自然会高兴；可是如果从头再来的人生还不如现在的人生，那就惨了。总结起来说就是：此生尽管有很多缺憾，但从头再来的人生未必更好；况且在经历了此生的百千流转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