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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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怠工”的后果之一，是群臣为议立太子而受罚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不能不怨及郑妃。群臣里面平日意见相左的人，也日益明显地分成了趋附郑妃的一派与维护皇长子的一派。连阁部大臣也不例外。首辅申时行本来也主张立皇长子，但因为不愿与阁部大臣联名（逼迫式地）请皇上“册立东宫”，受到了大臣们的参劾，说他“阳附廷臣请立之议，阴为自交宫掖之谋”。他感到在皇帝和臣下之间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只好疏请告归。申时行是神宗比较信任的人，在首辅位置上干了八年。他一走，和他对立的次辅许国也同时致仕。继任首辅的王锡爵，又因神宗要搞“三王并封”，群臣力持不可，既不能顺神宗之意，又不会调和折中，不久也便告归。而到朱赓、沈一贯入阁时，由于沈一贯被目为“浙党”之首，群臣中的内斗就更激烈了。
群臣中由于地域、乡谊、同年、学统、私交的原因，已经形成了许多复杂的关系。所谓“西北”（山西、陕西），被看做是与“东林”一气的；所谓“昆”（江苏昆山）、“宣”（安徽宣城），则被看做是与“浙党”一气的；其他还有“齐”（山东）、“楚”（湖北）的朋党，有时附“东”（东林），有时附“南”（浙江）。虽然势力大小不同，其党同伐异则是一样的。总之，在为立太子而发生“国本之争”的这一时期，朝廷中朋党之风盛行起来，“窝里斗”便成了难解之结。
当时，“东林党”在朝中名声最著，其成员多是曾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士子。其创始人，是曾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因极力主张立常洛为太子而落职的。故“东林”与皇帝、郑妃的对立，非常明显。后来熹宗朝的“党祸”，便是由他们唱主角。
“立太子”的事，一直拖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出了“妖书案”，神宗感到再拖下去，可能要出乱子，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将皇长子常洛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但因为郑妃的儿子常洵同时被封为福王，仍然留在京城，没有“之国”（到封地去上任），维护皇太子的群臣，便很不放心，担心神宗仍有等候时机“废长立幼”的可能。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出了第二次“妖书案”，说郑妃要害东宫，并指名攻击了很多人，其中，朱赓、沈一贯都是阁部重臣，而且“妖书”说皇帝以朱赓为相，“赓者，更也”，有“他日更立之意”。这不能不使神宗大为震怒，下旨严查，务必捕获，并追问何人指使。这样一来，缇骑四出，乱抓了一些涉嫌的人，大臣之间借机倾轧的现象，也就冒出来了。如“浙党”的首辅沈一贯，想乘机打击与自己有嫌隙的礼部侍郎郭正域，就连及了次辅沈鲤，与沈鲤有交往的人被逮捕，又连累到一个和尚被逼死；甚至郭正域的仆人也有被打死的。后来，幸而锦衣卫很快抓到了嫌犯秀才皦生光，刑部问成死罪，凌迟处死，沈鲤和郭正域才未被牵及。阁部大臣的内斗，从此就公开化了。沈鲤是河南归德人，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因此，这一次内斗，被看做是“南”、“北”党之争。而这一次党争的结果，是沈一贯和沈鲤同时致仕，都离开了朝廷。
“妖书案”结束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出了武人王曰乾告密的事，说郑妃党羽要谋害皇上和东宫。神宗接受了首辅叶向高的劝告，索性把事情捂住，将告密人收入刑部狱中秘密处死；又赶忙于次年叫“福王之国”了事。但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突然发生了“梃击案”，即所谓“明末三大案”的第一案。由这案子引发的内斗，使得神宗、光宗、熹宗三朝，几乎国无宁日。因为“梃击案”发生时，朝廷内外震动很大，许多人怀疑是郑妃及其兄郑国泰指使人谋害太子。而神宗却降谕迅速处死凶犯张差及涉嫌指使凶犯的两个内官，不加深究其他原因。可是，朝臣们却怀疑皇上袒护郑氏党羽，因而在案发及会审期间，朝臣就有好几起疏参郑妃之兄郑国泰之事。这样，对案件处理的不同意见，也引发了言官、阁部、郑氏党羽之间的龃龉。案件虽了结了，却为后来熹宗朝的党争，埋下了伏线。
皇帝怠工的另一个后果，是在他不理朝政的二十多年中，朝廷已经变得不像样了。因为，许多官员被他降、调、谪、戍，或退休走了以后，留下的缺额，阁臣请补，皇上不批，就缺着。按旧制，给事中有五十余人，御史百余人，现在六科给事中只有四人，十三道御史只有五人。甚至弄得户部、礼部、刑部都缺人掌印。吏部所推举的内外大臣，皇上不批，拿不到文凭，就呆在吏部，没法去上任。有的官员请退休，皇上不批，就等着。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月，吏部尚书孙丕扬说：“朝署俱空，叩阍无路，国家亦安用此臣？”上疏告归，又不许，他只好叫“候选”的官员，暂时在“出缺”的官位上“便宜代署，借俸办事”。孙丕扬是陕西人，因为他参劾和黜退了几个“浙党”的人，在“浙党”攻讦“东林党”时，他也被攻讦。他已经八十岁，官到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告归不许，竟然“挂冠出都”，自己走了。“太宰挂冠”这样的怪现象，历朝历代是没有的。而且，孙丕扬是声望很高的大臣，在嘉靖朝，他是第一个参劾严嵩的人，为官清正，《罪惟录》上说他清廉如海瑞而才能过之。他的挂冠，标志着当时的朝政，已经疲敝紊乱到了正人不屑于立朝的地步了。
皇帝继续怠工，可这时候的边患，已经使他不能不感到吃惊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的军队已经突入抚顺，威胁北关。而明朝的援辽兵力全军覆没，总兵张承胤等战死。次年，神宗以杨镐为经略，带领十万大军，分四路援辽。结果，三路大败，一路退回北关。其中两路全军覆没，总兵杜松、刘挺战死。这一仗的大败，明朝丧失了兵力优势，加之北面边防薄弱，使国家已经陷入了危险状态。神宗只好听大臣推荐，命熊廷弼去经略辽阳。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病死，弥留之际，还在问：“辽事如何？”这时，这位近三十年不理朝政的怠工皇帝，大概已经有些明白：做皇帝，并不是那么轻闲的。
神宗的性格与爱好，大致可以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所上的一个奏疏里看出来。那奏疏叫“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其中说：“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按：指十个小太监）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色也。传索帑金，刮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献，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这个奏疏，把神宗的昏庸病态描画得淋漓尽致，确实是所谓“憨激直谏，指斥乘舆”。当时若不是申时行曲为保全，雒于仁差一点送命。结果是进谏者削籍为民，而神宗皇帝的酒色财气加怠工，便把江山败了。
所以，后来《明史》评论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可说是史家灼见。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他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四
神宗死后，继位的就是拖了许多年才立为太子的常洛，即光宗（泰昌皇帝）。他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呜呼哀哉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留下一个“红丸案”，一个“移宫案”，使整个朝廷的“党争”趋于白热化。而所谓“红丸案”与“移宫案”，其实就是“梃击案”的发展与延伸。
当光宗还在做太子时，太子妃已经去世。所以他即位时，已经没有皇后。他所宠爱的是一位姓李的选侍（从宫中选出来侍候太子的宫女）。而神宗留下的郑贵妃，这时害怕光宗因“梃击案”而嫉恨她，便与李选侍交结，想借李选侍之助在光宗即位时取得“皇太后”的封号，且李选侍也想晋封为贵妃。于是，郑贵妃就“饰美女四人以进”来笼络光宗。而这位光宗皇帝，似乎做太子时被冷落太久，一登皇位就急于想过皇帝瘾，以致外廷传说他“日幸数女”，甚至说“一夜幸二女一男”。很快他就生了病，随后就因服“红丸”而丧命。究竟这“红丸”是不可多服的壮阳药还是毒药，群臣都不知道。这位短命皇帝，几乎什么也没干，惟一的好事，只是以“先皇遗诏”的方式下旨：一、罢天下矿税，撤消税监；二、令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辽东经略熊廷弼处犒赏军士；又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九边抚按官，酌量犒劳。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在做太子以前，就受过儒臣们的教育，多少已经知道：“矿税”与“税监”是神宗朝最招民怨的弊政；边防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这个皇帝不短命，明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就把命“花”掉了。这好像是天命，实际上，也是神宗朝宫廷生活之糜烂，导致了“子承父教”的后果。
光宗死时，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皇长子由校才十六岁，一向由李选侍及乳母客氏抚养。群臣因为李选侍是郑贵妃的人，担心她们一个要封太皇太后，一个要封太后，将来有干预朝政的可能，于是，在小皇帝熹宗（天启皇帝）登极时，坚持要李选侍从皇帝住的华清宫搬出，移居别宫。这样就又闹出了“移宫案”。当时，极力主张“移宫”的兵部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是“东林”人士。后来“东林党”惨遭杀戮的“党祸”，就是因为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发生时，坚持与郑贵妃、李选侍等作对的“东林”人士所致。这些“东林”士子，饱读儒家经典，熟悉科场门道，以“气节”自负，以“正人”自居，但他们多半不懂权术，不谙人情世故。例如，杨涟、左光斗，都处在言官位置上，既与外廷的“浙党”早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又与内廷的嫔妃、太监结怨。他们在朝廷内斗中，自然就处在刀口上了。
熹宗登基以后，李选侍虽已移宫，但熹宗的乳母客氏，却被封为“奉政夫人”，甚为亲信。而与客氏结为“对食”（即宫中“形式上的夫妻”）的太监魏忠贤，这时已经开始政治活动了。于是，小皇帝熹宗，很快就成为了客氏和魏忠贤手中的傀儡。这样，魏忠贤与浙党官员合谋害死司礼监太监王安以后，取得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负责向外廷传达皇帝的旨意，并有权代皇上作“朱批”。他当然会要设法削弱与自己作对的东林党人的势力。而东林党人初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
当时，“东林士子”名满天下，每次科考，东林党都有不少人登榜。他们互相提挈，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但实际他们没有多少深远的谋略与起衰救敝的政治才能，似乎一心一意想干的，只是要“维护朝廷纲纪”。他们坚持“正人”与“邪佞”相对立，想对皇帝“导之以正”，实现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因此，在神宗朝，他们与“浙党”的斗争，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到熹宗即位时，他们借“红丸案”与“移宫案”，迫使浙党首辅方从哲退休，又抓住浙党御史崔呈秀贪污的把柄，将其黜退，但是，他们却没提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担任了提督“东厂”特务机构的职位以后，与锦衣卫都督田汝耕勾结，掌握了对朝臣进行侦查、逮捕、审讯与责罚的大权。这时，魏忠贤利用“浙党”及其他趋附自己的廷臣与“东林党”的矛盾，已经把“消灭东林党”作为他掌握朝政大权的第一个目标。加之，东林党人的“党”性太强，自己以“正人”自居，几乎把非东林的人尽视为“邪佞”，以致非但促成了“浙党”与魏忠贤的合谋，而且，使“昆”、“齐”、“楚”、“宣”的人也尽皆趋附魏忠贤，与东林党对抗。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懂斗争策略，一意炫耀自己“正直”，以致他们很快就从辅佐皇帝登基的功臣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了。
东林党人的书生气，可以从文震孟的一份奏疏上看出来。这份奏疏上有一段话说：“……皇上昧爽临朝，鸿胪引奏，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窃意祖宗朝，设有科道部院，必当以次白事，献可替否，皇上每与辅臣商决焉。不惟圣智日练，即诸臣亦可试其职守。若仅周旋进退，祗毕朝仪，何为也？”这份奏疏，从《三朝野记》叙事的次第看，大约写于天启二年（1622年），是熹宗刚做了一年多皇帝的时候。奏疏的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把皇帝临朝比作“傀儡登场”，不仅是对皇帝权威的公然蔑视，而且也是对其人格的侮辱。东林党人的这类轻率行为，在当时可以叫作“卖直非君、逆言犯上”，实际上等于飞蛾扑火，在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授人以柄，是十分愚蠢的。
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政治斗争手段却比东林党的文士狡猾得多。他见到这份奏疏后，马上就叫人在皇帝面前演了几出傀儡戏，指着奏疏上“傀儡登场”这句话向皇帝说：这是“讥侮朝廷”。东林党人因此触怒熹宗，文震孟当即受到了降职处分。而且魏忠贤那一党子人，却非常善于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张大自己的声势。熹宗这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宫中贪玩爱耍，喜欢做木工，盖小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不愿让别人打扰。每逢熹宗盖房子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魏忠贤就指使人拿一大叠奏疏上奏，熹宗听了就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魏忠贤就找几个外廷的官员做参谋，商量一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试想，东林党的大臣们参劾魏忠贤的奏疏，等于是交给魏忠贤去作“朱批”，怎么会不遭“中旨”罚黜呢？“中旨”就出在魏忠贤手上。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使趋附自己的“昆”、“齐”、“浙”党的人加入内阁，东林党的首辅和吏部尚书、都御史等，已经受到彻底倾轧和制约了。到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劾倒魏忠贤的希望。随后，东林党人只得一个个被排挤出阁，或获罪被逐，朝政便完全由魏忠贤一手遮天了。
接着，魏忠贤与外廷的“昆”、“齐”、“浙”党（实际上已融合成听命于魏忠贤的“阉党”）内呼外应，诬陷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大杀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位大臣，被锦衣卫提拿回京，交镇抚司拷问，竟有十五人被酷刑拷掠，血肉模糊地惨死在狱中，只有高攀龙先期投水自杀，没有被捕受刑。一时“东林”被称为“奸党”，被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