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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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纳粹思想毒害了整整一代德国人。纳粹上台是德国民族的大灾难，而动荡时代的德国女性的命运更是和整个民族的悲剧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纳粹独裁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必然要精心培育出玛格达、汉娜、里芬施塔尔等这样的纳粹女人，这不只是她们个人命运的结果；她们的性格和信仰的形成，也不单是她们个人经历与命运的一种发展，更重要的是纳粹独裁专制和法西斯思想对她们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其实，纳粹的妇女观是十分混乱而矛盾的混合物。究其实质，在德国政坛上纳粹党推行的是轻视妇女的纲领。“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是纳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振兴德意志被认为是“男人的事情”，妇女被看作“炉边蟋蟀”。希特勒说：“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他在纳粹党代会上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赤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他多次把女人等同于弱智者，但私下里又说：“人们常说女人没有创造力，但也有很伟大的女人，男人们在这一点上有失公正，让我很生气。”当时的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妇女就有选举权，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开始深入人心。即使玛格达这样的铁杆纳粹女性，也常常因妇女问题同丈夫戈培尔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适应竞选需要，拉妇女的选票，纳粹党调整策略，宣扬“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待纳粹上台后，戈培尔又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１９３６年纳粹党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启蒙》一书说：“我们要重新拥有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打扮得华而不实的玩偶……德意志女人如葡萄美酒。爱她们，大地将鲜花盛开。德意志女人如家庭里的阳光。她们应该保持体面，不与异族嬉戏。我们的民族应该保持纯洁，这是元首的崇高目标。”纳粹的妇女观和其反动的种族主义始终是密切联系的，十分强调“种族纯洁”，一再告诫德国妇女不要“没有种族观地空谈全人类”。希姆莱曾推行一个被称为“生命之源”的北欧－日耳曼人种养育计划。１９４３年纳粹政权还曾计划采取所谓大众生育计划，所有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都必须与纯种德意志男性至少生四个孩子，达到这个数字后，做丈夫的就有义务随时准备将她另派“它用”。只是随着二战结束，纳粹政权被摧毁，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这么一种反动、落后、混乱、极其损害妇女利益的妇女观，德国妇女怎么会接受的呢？这真是一种悖论。纳粹无疑采用了欺骗和高压的两手，一方面用反动的种族主义和虚伪的口号蛊惑妇女，利用妇女更关注家庭和孩子的特点，赐予一些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对头脑清醒、心怀不满、反对纳粹政权者一律残酷镇压。在《纳粹女人》一书中这些名媛典型，是被纳粹精心塑造而成的，有的则是在纳粹法西斯体系的小天地里长大成人的。那么除了这些纳粹名媛之外，德国大量的底层寻常女性究竟如何呢？仅从这本书还无法窥见当时整个德国底层女性普遍的生存境遇与生存选择，但从当时德国民众的多数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寄予幻想，进而耽于迷信，以为就此可以振兴德意志，掀起一股全国性的狂热来看，也能分析出德国女性总体上对纳粹是完全丧失警惕，乃至衷心拥戴的。当然她们是上当受骗者，和书中的那些纳粹女人是性质不同的。希特勒也特别善于和女性打交道，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女性追随者对他的好感。早在１９２６年，纳粹党濒临破产，希特勒急得要寻短见，是一位女性——布鲁克曼太太为纳粹偿清所有债务，使纳粹党死里逃生。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丈夫、大出版商雨果·布鲁克曼经常让希特勒在自己的豪华公馆里招待客人。当时德国从上层妇女到下层妇女的许多人把希特勒当作理想的化身，把纳粹主义视作一种拯救德国的替代宗教，动员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为纳粹上台效力。她们万万想不到结果会是玉石俱焚，毁灭自己的家庭和祖国。这是一个用民族血泪堆积起来的历史教训，一场现代的噩梦。出生于德国、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而迁居美国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沉痛地说过：“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要对这些大规模的屠杀负责。而且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失的话，整个德国民族理应受到惩罚。在纳粹党身后的是德国民众，希特勒在他的著作和言行中已经明白地表露了他难以启齿的意图。之后，他们选择了他。这些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完全不可能被误解。德国公众是惟一没有任何诚意采取一些相应的行动来保护无辜受害者的民族。”痛定思痛，德国民众才能在战后深刻反省，德国总理才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跪忏悔。从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看待那些纳粹女人，就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纳粹女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一本书与一种忧患
——读《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
？ 祥 草
一个偶然的电话让我开始关注这本书。广西民委的蒙先生来电话说《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很有意义，必将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应该为这套书的出版发行召开一个专门的发布会。蒙先生还建议说，美国有四十多万苗瑶族人，他们的语言与畲族语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本是同源共祖，应该积极地向他们推荐这套书，“希望更多的了解这一集团人群的古今历史”。福建是畲族的聚居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畲族研究书系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但翻开《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的版权页，看到该书的印数是可怜兮兮的一千本，感觉少数民族学研究的“冷”和国民关注的“冷”迎面袭来。买书看书的人少，关注畲苗瑶族的人自然也少。引起我去看这本书、关注畲苗瑶的原因不是因为蒙先生对该书的高度评价，而是在美国的四十多万苗瑶族人引起了我对他们迁移状况的兴趣。美国的原著民只有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除了他们，不论白人、黑人、黄种人，还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凯尔特人、高卢人、日耳曼人、摩尔人、汉人、大和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其他生活在北美大陆的这些民众都是在不同时期或避难、或殖民、或被贩卖到这块大陆的，而苗瑶族人显然也是这些移民中的一个群体。
纵览当今世界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不同的民族大致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历史命运：一类如犹太人、吉普赛人，他们被强势的武力打败驱赶，失去了原住地，就像无根的野草，流离失所，在世界各地随处飘零了十几个世纪，犹太人现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吉普赛人却依然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故乡藏在心底；一类如瑶苗人、印第安人，同样，在强势的武力、文化面前，他们的生存地越来越狭隘偏僻，其中苗瑶人被赶进了深山老林，成为这些山区最早的开发者，而印第安人则像羔羊一样被圈进了同样闭塞偏远的保留地，岌岌存活；一类如蒙古人、匈奴人、突厥人，作为游牧民族的三支代表，他们在中亚东欧的广大平原上驰骋纵横了几个世纪，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蒙古人在中亚东欧和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匈奴人南下“乱华”，建立了前赵、北凉、夏等小国，西征突入东欧，与罗马帝国争锋，引起欧洲民族大迁移，导致罗马帝国的崩溃，“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度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并且凭借游牧民族天生的军事才能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统治者，“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大到两个地区（小亚细亚和阿富汗、印度部分地区）”〔1〕。这些民族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占据了世界古代史的一角，留下了阿提拉、成吉思汗的英雄伟业，但游牧民族本身的痼疾（民族的流动性、残暴专制、民族的等级制或排他性）使他们不可能长盛不衰和源远流长。如流星般划过亚欧大陆后，蒙古人回到了他们的草原；却似朝鲜半岛被南北分割为两个大国的缓冲带。匈奴人南下西征之路成了不归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人群，永远留在了历史深处，没能再回到大漠。只有突厥人如今依然居于伊斯兰世界的主流社会。最后一类的少数民族我们只能去废墟遗迹中去揣摩找寻他们的历史足迹，比如创造了爱琴文明的克里特人，现在被紧急抢救去博物馆的巴蜀文化的主人——巴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
在种种命运迥异的世界少数民族圈中，畲苗瑶人的命运是比较中性的——他们没有如那些消失进历史的民族那么悲惨的遭遇，依然占据着世界少数民族的三份子，但同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多舛命运相似，他们也遭遇过并且依然遭遇着种种困境。“畲与瑶、苗，同源共祖。最早，可溯源于远古的‘荆蛮’，即其时生息与活动于古荆州地区的‘蛮’人族群。”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称为“盘瓠”，历史上，畲、瑶、苗“同是盘瓠子孙”。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降，历经汉代、两晋南北朝、唐朝、宋朝，直至明朝，历时上千年的时间，“荆蛮”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路程迢迢的分流运动，逐渐形成了如今的畲、瑶、苗的分布形态。这次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分流大致按着三条路线展开：“荆蛮”的一支支流由湘西西行，进入贵州北部和西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以川滇桂贵交界的山区为中心，形成如今的苗族；一支由湘南越岭，进入粤北和桂北地区，活动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山区，结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此为瑶族；还有一支由湘南东迁，进入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聚居，结为畲人。此后，苗人和瑶人又先后进入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国家，形成了当今的分布格局。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华文化的延伸是不断吸收同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着血腥和暴力。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畲瑶苗人就一直为占有物质文明优势的汉族政权所驱逐，死亡、逃亡或者归顺汉化，这是他们面临的三种相似的命运选择。
对于迁徙活动的原因分析，《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的著者吴永章先生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的民族政策”，二是“畲、瑶、苗的‘游耕’生产方式”，即在外来强势武力、进步文明的挤压之下游耕文明的节节败退。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当今世界的冲突归结为几个文明的冲突，而谈到中华文明时，他认为：“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亨廷顿先生承认，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纽带连成的文明圈，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传统的儒家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可以说，农耕或土地就是儒家文明的载体。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农耕为载体的、内敛惰性、缺乏张力的农业文明在近代面对以海洋为载体的、外向扩张、富有流动活力的商业文明的挑战的时候处于明显的弱势，在此，儒家文明成了近代中国失利于国际竞争的替罪羊。这当然是题外话，但如果考察儒家文明的扩张过程时，我们会发现，这种以农耕为本的文明，在南下与以游耕为本的南方“荆蛮”文明（暂且这么命名）碰撞时往往可以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儒家文明在中国南方的扩张虽然也是漫长血腥的，但毕竟在南方永远扎下了根，取代了那些“荆蛮”文明而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还辐射到同样以农耕为本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儒家文明在北上遇到以游牧为载体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时候，它却全面败下阵来。如海洋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外向扩张、流动性的，只是它是面向有草地的平原扩张，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动的儒家文明不可能皈依这些在大草原上来去不定、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文明，因此，儒家文明从来就没有真正驱赶喇嘛教、萨满教而将影响扩展到蒙古、西藏和中国东北，也没有归顺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汉民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一直都隐喻着这两种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征服，儒家文明和游牧文明始终都处于时战时和的紧张关系中。有意思的是，两个曾经统治过中国的游牧民族，一个固守游牧民族痼疾却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为儒家文明打败而灰溜溜地回大草原牧羊，而另一个则识时务地为儒家文明所浇灌而打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华帝国。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远程望远镜来审视亨廷顿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华文明，那么，更应将它发展成势的过程视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耕文明的斗争与反斗争、征服与反征服的漫长过程。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游耕文明“逐山而生”，那么，农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里有土地，农耕民族就趋之若鹜。以农耕或土地为载体的儒家文明的南征北扩大致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负和丰功伟绩的荣誉心理。开疆扩土、极大化统治区域是每个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汉帝王就曾多次派军队“围剿”“武陵蛮”，汉名将马援还因此丧命。第二，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国历史时治时乱，治乱相间，几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冲击了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游耕民族。第三，农耕文明的死穴。农耕以土地为本，机器时代之前的农业操作以人口多为荣，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对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引起对土地的无度追求，农耕逐渐朝山林、草原扩张，梯田、牧田数量不断增加，悄悄蚕食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从主观动机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