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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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铰樱饽：夭宜涝谟校挥懈吲柿绕谕端陨保挥斜徊妒苄獭Ｒ皇薄岸帧北怀莆凹榈场保晃褐蚁土钊税础端按飞系拇潞牛笤斐鲆话倭惆巳说摹兜憬肌罚炅豕恪７灿攵值秤泄细鸬娜耍肝薏辉夂Α３⒈慌靡醴绮也遥逼谔凇！罢愕场背嘶拌杌鳌薄ⅰ昂焱琛薄ⅰ耙乒比阜福褐蚁驮蚪璐税压ヒ颉叭浮倍环５墓僭保科鹩酶粗埃炒罅俗约旱纳啤Ｌ炱袅辏�1626年），魏忠贤又使人奏请修《三朝要典》，根据为“三案”翻案的理由与经过，按所需要的“曲笔”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为东林党定罪，写入皇家史册，做成铁案。
在魏忠贤得势以后，与东林党对立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有的人甚至自称“侄儿”、“干儿”，形成了一股把持朝政的邪恶势力，被称为“阉党”、“珰党”或“魏党”。到天启五年秋，朝廷的内阁首辅、六部大臣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已经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于是，巴结魏忠贤的官员，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天启六年夏，就有人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的纪念堂）。一时间，各地官员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甚至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京城的文庙旁边，“配享孔子”。到天启六年冬，魏忠贤被晋爵为上公，被拍马屁的官员呼为“九千岁”。此时，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
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但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制度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魏忠贤不敢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做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的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例如，锦衣卫逮捕东林党大臣时，江南已出现人民自发集合反抗的事件，他自己不能不心虚。总的来说，是因为魏忠贤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
在明朝的文官们忙于内斗、忙于给魏忠贤建生祠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战场却已“全线崩溃”。原先担任经略的熊廷弼，在杨镐十万大军兵败以后，审时度势地采取据险固守的战略，力保危城，本来已经稳住了北方战线，但是，熹宗一登基，马上听信几个文官无是生非的参劾，认为熊廷弼“师久无功”，把他撤换回京问罪，而换上不熟悉边情、一心只想“收不战之功”、大量招收“降卒”当经略的袁应泰，结果，一位驻守沈阳的总兵，一下子收了被后金军派来做内应的十万“降卒”。到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队进攻沈阳时，后金外攻，降卒内应，沈阳一攻即破，后金兵直逼辽阳。而袁应泰出城督战，“降卒”又开城内应，袁应泰只好自杀。结果，明朝的官员和将领，有的自杀，有的战死，辽东七十余城，都投降了后金，京师只得为之戒严。这时，明朝只好又派熊廷弼去经略辽东的同时，先派一个不知兵事的王化贞当巡抚。熊廷弼主张固守，王化贞则夸口自己能“以六万人荡平辽东”。两人意见不合，而朝廷的文官都附和王化贞。结果，熊廷弼驻守广宁，王化贞轻率地去进攻西平堡，部将投敌，全军溃散，大败后逃回广宁。熊廷弼只好分五千兵给王化贞，全师保护难民撤退入关。这一仗，失去了广宁和辽东四十余城，朝廷命逮两人回京治罪。按说，王化贞应负战败的罪责，但魏忠贤为了要诬陷东林党接受熊廷弼的贿赂，竟把一个知兵能战的熊廷弼冤杀了，王化贞反而被放过。后来，朝廷另派孙承宗做经略，用袁崇焕守宁远，才又暂时稳住了北方战线。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冬去世，他只活到二十三岁，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故不能说是“短命”，只能算是“夭亡”。之所以会这样，明末的一些野史上说，是浙党的尚书霍维华进献了一种名为“灵露饮”的春药，使得熹宗长期服用，身体就垮下去了，死时，身体浮肿。明朝议谥叫他“熹宗”。中国二十四史上的皇帝，只有他得了这个“熹”字。熹字本有光明的涵义，但对他来说，只是“熹微，日欲暮也”，是明朝垂亡的象征。《明史》用这样几句话对他作了个结论：“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五
明王朝的灭亡，除了这几位皇帝的失误以外，深层原因主要还在于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说，明王朝并不是亡于李自成，而是亡于它自身。
李自成的农民军，既没有一个可以安天下的政治纲领，又没有稳固的后援基地，其军事力量原本不足以推翻明王朝。只是仅因为明王朝自身积累起来的许多弊病，造成了吏治腐败、官贪民困、藩王敛财、人心怨怼，加上朝廷长期内斗，主计失策，辅臣庸懦，经略无方，军饷不继，士气低落，形成总体力量的虚弱，这才使得李自成在到处迎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地攻入北京。从李自成“北京四十天”后便走向溃败的事实看，李自成之攻入北京，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明王朝的灭亡，没有李自成也是要亡的。其实，李自成即使成功，至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的再版。他一进北京，急忙称帝，龙廷未稳，内斗已生，一听谗言，就杀功臣，拷掠索财，全无大志，既不防边，又不安民，有哪点比得上朱元璋呢？所以，李自成本人并不是一个能超越封建帝王思想的革命者，只是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北京四十天”的历史过客。其攻入北京，不能算是成功；其“四十天的皇帝”，已兆其必然失败。即使当时与李自成一同领导农民起义军的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能超越儒家文化意识牢笼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最高目的，无非是夺取明王朝的皇位，“打扫龙庭坐天下”，并没有“改弦更张”、“与民更始”、改变明朝体制与虐民敝政的打算。故其成败得失，实无足深论。
从根本上说，明朝的政体本身就蕴藏着危机。首先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皇帝，只能是一个“圣心独断”的孤家寡人。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英明、正确、神文、圣武、雄才、阴险、诡诈、残忍……总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真正要“日理万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把他累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有许多臣子来帮他做事。而且，在全国各地还必须有许多分支的“小朝廷”，去帮他管理地方行政。而要有人帮他做事、帮他管理，他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因此，所谓的“高度集权”，本身就包含着“必须分权”的矛盾。要使这矛盾统一，皇帝的高度集权，至多只能是把“最后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规定朝廷大事必须由皇上“朱批”，各级官员必须由皇上任命，同时，还必须“群臣互制”，共同受制于皇帝。这样才能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效地运转。
但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甚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地位。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具有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也是一种权力，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而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外，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用于对臣下的监控。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
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但这样做与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必然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的目的，不仅要保证开国皇帝无人篡位，而且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之所以大杀功臣，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有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为了这一切，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聪明睿智，神文圣武，而智愚、贤不肖又不容易分辨。这就为确定皇位带来了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仍然只好将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预；同样，朝廷的群臣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会对自己有利。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要维护“祖制”引起的，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最终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由此也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者，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了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在青少年时登基，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在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因素的诱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了。这样，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也就都伴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六
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体制都是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儒家经典，即所谓“孔孟之道”，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敝”的永恒真理，两千多年来，早已成为皇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千秋供奉的经典，几乎从没有什么“改革”。因为凡是经典，都只准学习、背诵、注释、引用，照搬教条，不许有一字之差。谁要是想稍微地“修正”一下，都会是弥天大罪。
其实，孔孟之道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出现时，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人民痛苦不堪，孔孟宣扬“王道”、“仁政”，是希望诸侯平息战乱，共尊东周王室，和平地进行一种“对人民施仁政”的政治竞赛，得人民归附者，自然成王。——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行时，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个诸侯用他；孟子说得唇焦舌敝，也还是无人肯信。只是到了汉朝以后，皇帝们发觉它那“尊王”的说法，很有利于皇家统治，于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逐渐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大位。从唐以后，历代皇帝以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所有的读书人，全成了儒家弟子。于是，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全都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臣子们向皇帝上疏，也必须引经据典。整个社会，都受儒家思想统治，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礼治”习以为常。要说法律，也只有“王法”，没有“宪法”和“民法”。一举一动，都要按孔夫子的规矩行事。因为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话是决不会错的，它是统一的、完备的体系，是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离经叛道，是不能容许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夫子之道”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起来，它本身倒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孔夫子一面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观念，看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王道”政治，当然只能是帝王专制，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皇帝君临天下，是不容许有人和他平行或驾乎其上的。可孔夫子另一面又大讲“仁道”与“施仁政”。这“王道”与“仁道”就显然是矛盾的。例如，皇帝可以随意地杀掉臣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当然是合乎“王道”的。但那是不是也合乎“仁道”呢？显然不合“仁道”。这“王道”与“仁道”的矛盾，怎样解决呢？儒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用“仁道”说教，把君权框范在“施仁政”的范围以内，如果皇帝不“施仁政”，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所以，朝廷里面，按儒家教义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有用言论去劝导与规谏皇帝的言官，还有用竹帛或纸张去记下皇帝过失的史臣，而且，还规定皇帝的继承人，从小就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用儒家士子出身的大臣，去做未来皇帝的老师，教他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切，就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方式，谓之“为帝王师”，也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换言之，就是用教育的方式，把皇帝变成儒家的学生，使儒家士子变成皇帝的老师和监护人，朝廷里的一切，都按儒家经典的教义办事，普天之下，都行“孔孟之道”。
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