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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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时行教给他的“宽柔大度”，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最后，索性不理朝政，把“立太子”的事拖下去。他想的是：只消拖到皇后死去以后，把郑贵妃立为新皇后，那时候，“福王”就成了新皇后的“嫡子”，按“有嫡立嫡”的原则，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福王立为“太子”，你们儒臣还能说什么呢？由此可见，明朝“怠工皇帝”的出现，正是儒家“为帝王师”的宽严两手教出来的畸形产物。
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1〕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宾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蕞尔小番邦。《明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就显得莫名其妙！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只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2〕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好读佛书”。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唐朝时据说就有十多万大食番商，黄巢起义曾对他们大开杀戒。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备倭海道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3〕。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烹食小儿，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才极力避免让大明人将自己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