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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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各黑白异形身材长大贼首喇哒贼封大总、
千户等项名色，李光头的名李贵……共一百十二名；番贼妇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名口颗。……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４〕〔５〕《明史·佛郎机传》：“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
〔６〕马欢：《纪行诗》，见《瀛涯胜览》。
〔７〕“有佛朗机者，自称干系腊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朗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月征税如所部法。”《东西洋考·吕宋篇》，
《明史·吕宋传》亦如是说。
〔８〕《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吕宋传》。
〔９〕张维华：《月山丛谈》，转引自《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页。
〔１０〕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广文书局１９６９年台北版。
〔１１〕余文仪《台湾府志》记：“……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借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比较一种新事实如果无法纳入人们既定的知识视野，就无法接受、理解。《台湾府志》记：“天启元年，汉人颜思齐，为荡漾国甲螺，引倭屯于台，郑芝龙附之，寻弃去。久之，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像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已复筑赤嵌城与相望，设市于城外，而漳、泉之商贾集焉。”
〔１２〕郑和航海的档案曾被付之一炬。万历年间顾起元：“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
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史，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一百五十年过去，海外世界早已隐没到遗忘中。知识无法得到经验的验证，真实的就会变成虚幻；知识的范围缩小，幻想的空间相对扩大，虚幻也会变成真实。问题不是传奇演义了历史，而是传奇取代了历史。明·钱曾《读书敏求记》说：“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
〔１３〕马欢随郑和出洋前就研读过《岛夷志略》，下洋经历证明了汪大渊“所著者不诬”（见《瀛涯胜览》序文）。但《瀛涯胜览》只记了二十个国家地区，远不如《岛夷志略》广博。《星槎胜览》多处抄袭《岛夷志略》，记载少而零乱，更不如《瀛涯胜览》。至于《西洋番国志》，除了“行文瞻雅”一些外，内容与《瀛涯胜览》大同小异。
〔１４〕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九章《元代之航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１５〕《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均可能在汪大渊生前问世，汪大渊生于１３１１年，约逝于明初。
〔１６〕（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在第１５５页注释中李约瑟指出，“无论是伊德里西或是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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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敦（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都没有提到亚速尔群岛；而在朝鲜的这幅１４０２年的世界地图中却绘上了亚速尔群岛，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亚速尔群岛直到１３９４年以后才被葡萄牙人再次发现，而且直到１４３０年才为大家所周知。”
〔１７〕参见拙文《中国的马可·波罗——列班·扫马西行研究》，《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８〕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有关大秦或拂菻的考证，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１９〕参见《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２０〕见《隋书》（《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大唐西域记》卷一“拂
菻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中“大拂临国”与“小拂临国”，译音不同，所指大概都是指拜占庭帝国。
〔２１〕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继承地中海文明传统，君莅君士坦丁堡（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这座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帝都，在希腊人那里叫作（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或Ｂｏｌｉｎ）斯丹波菻或波菻，在阿拉伯人那里称为伊斯坦布尔（Ｉｓｔａｍｂｕｌ），在西班牙人那里称为艾斯丹波里（Ｅｓｔｏｍｂｏｌｉ），在土耳其人那里称为斯坦布尔（Ｓｔａｍｂｏｌ）。唐宋时代的中国所称“拂菻”，可能是从突厥语转译Ｂｏｌｉｎ音。公元５６８、５７６年，拜占庭帝国的使者两次出使西突厥。拜占庭使者讲的是希腊语，Ｂｏｌｉｎ或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从希腊语而突厥语，由突厥语而汉语，就成为拂菻。汉译名有两种方法，或按音节全译，如音节太多，则译尾音或其中重读的音节，如Ｓａｍａｒ
Ｋａｎｔ（撒马尔罕）译为康居，Ａｌｅｘａｎｄａｒ译为犁靬或迟散。另有说法认为拂菻与佛郎机同源，是Ｆａｒａｎｇ（法兰克）译音，波斯人称欧洲各国为Ｆａｒａｎｇ。参见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４１～４２页。
〔２２〕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
〔２３〕〔２５〕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０页。
〔２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三十三：“交趾西南夷”，第４７～４８页，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２６〕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中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六》卷二百九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
〔２７〕杨光荣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八，“海防”，第２２～２３页。
〔２８〕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５０页。
〔２９〕参见《康輶纪行》卷五，第１页。
〔３０〕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ｙ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Ｈｕｇｈ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４ ｐｐ．２０１～ ２０２．
〔３１〕阿尔杜塞研究意识形态的意义时使用“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他说意识形态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参见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ｙ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１９７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遥远的八大胡同
？ 洪 烛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