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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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那里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四十五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五间房，楼上也是五间房，每间房约九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后来改成五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而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者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而且更顾不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巨痛，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一样。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
？ 张仲民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是一个后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见仁见智的概念〔1〕。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在法国1894年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而逐渐兴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一直都是“显学”，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2〕。本文不准备涉足这个概念的争议与对之进一步的阐释，取的只是其比较简单的、约定俗成的含义，着眼于知识分子作为“行动人”的概念，而不是其作为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理念人”——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的概念；或更简单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3〕由以上可知，知识分子是具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他们主要从事着知识的创造、传播与传承，其成员主要包括在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学校园（包括研究机构、咨询机构）里的学者、专家们尤其是其主体。不应当否认；这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不过，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促使其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即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和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4〕。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联系和中介作用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则是“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分裂点，它为读书人开辟了许多新路，也使得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使大部分的读书人成为一个自由浮动的阶层，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并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使他们愈感到“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5〕。这就彻底改变了士大夫的命运和功能，即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化现象开始继续，直到被完全边缘化为止〔6〕；同时，还伴随着边缘势力如商人、军人等集团力量的勃兴与知识分子主动造自己的反的自我边缘化现象〔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知识分子边缘化只是一个泛指，并不是指所有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即使就是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还上演着“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8〕。实际上，这个现象不独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的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为然，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和进步都与近代知识分子吸纳新知识、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9〕。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的作用。当然这个现象也不独中国如是，作为每个社会中的精英人物，知识分子都带动其所属社会的发展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10〕；不过，对于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能尤为突出，但其遭遇和所受的待遇也颇与众不同，极富有“中国特色”。
1949年以后，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等一系列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事件无不是针对“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来，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接着，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把知识分子整体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在被戴上“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帽子以后，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等反知识论观点随之广为流传开来。本应该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大贡献的知识分子被当作了“异端”，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之外。而随后的“文革”更是把这种行为推向了极致。知识分子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基本角色也被剥夺了，他们当中有学识、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深深损害了刚起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由于中共汲取了已往的有关经验和教训，中国开始比较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摆脱了长期受“疏离”（alienation）的寂寞状态终于感受到了“早春天气”的“温暖”。
但随着改革与市场化的深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就目前而言，大学里学术探讨和自由思想的衰落、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与个人研究兴趣的日趋没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现实：由于学术资源、现时代中国学界学术能力的限制，更由于体制的弊端，加之饮鸩止渴式的高校扩招，已经引起了学术标准的大大下降，大学里流水线式地生产出的高等人才，其学识的浅陋与无知既糟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