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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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指出∶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于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所以史家笔下很少带到。xxiii 许倬云并根据班固《古今人表》,列出了在春秋各期活动的32位士,我们对这32人作一概略划分,大致武士有17人,占一半强;xxiv 家臣8人,占四分之一;xxv 孔子及其弟子7人,占四分之一弱。xxvi
在班固笔下,春秋时代出现的第一位士是介之推,《左传·僖公24年》记载∶介之推作为晋公子重耳流放时的随从,在重耳返国即位为文公后不求封赐,偕母隐居山中至死。介之推反对贪天功为己有,也不肯文其隐而求显,成为历史上隐居的有德高士的一个早期象征性人物。这也反映出班固人表的选择标准,这标准大致是按事件中的重要性,或有一殊德、一异才者选择。xxvii 所以,班固人表中所载的士虽然不是《左传》、《国语》中出现的春秋时代士的全部,但基本上还是代表了当时士阶层中比较活跃和突出的部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前期士阶层中是武士占压倒优势,这里有被晋灵公派往刺杀赵盾,不忍下手,不杀又觉有违君命,退而触槐自杀的;有藏匕首于鱼腹中刺杀吴王僚,启后世侠士刺客壮怀激烈之风的吴国武士专诸。到春秋后期,家臣则明显占据了一个更突出的地位。武士再勇猛,再忠于主人,也不可能上升到政治阶梯的高层,而家臣则可成为家宰,甚至达到影响或决定国政的程度。xxviii 例如在鲁国,前有据邑称兵,欲张公室而叛季氏的南蒯;后来又有挟持季恒子据有阳关,一时掌握国政,权倾朝野,欲废三桓的阳虎。
这里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在士的主体由武职向文职转化的同时,也相应地有一种士由公室向私家聚集的趋势?在公室中,士的地位较固定,一般多充武职,任卫士、上层文职询谋之事多由大夫家族垄断,而在私家,士却较易上升,较少受成规约束,而且,士不仅可服务于同姓,也可服务于异姓,在异姓家族中甚至有时更能发展自己的才能而得到升迁。由此引发的另一个同样耐人寻味的问题是∶至少在鲁国,为什么上升到国内一个主要家族家宰地位的士却时有不肯忠于此家族而欲张公室者?这是由于个人的政治抱负已不满足于一室一家,还是由于要实现一种社会的政治理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孔子是春秋时代从士集团崛起的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孔子的影响当然决不仅仅限于一个时代或一种身份,但我们现在还是主要从孔子为春秋时代的士开启了一条新路来观察,这条路一是士从功能上由武职决定性地转向文职;一是士从其聚集并构成群体的影响力方面,不再以家族、姓氏为标准,也不再依附于某一大姓强族,而是打破家族、出身的界限,根据德行、才能构成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群体。而这两者都是通过孔子“有教无类”的招收弟子,兴办私学来实现的。孔子之父叔梁纥以勇力闻,曾在一次攻战中举起城门救出诸侯之士,xxix 孔子自己据说也是力大,却不愿以力闻名;xxx 早年亦娴习射、御等武事,其弟子冉有后曾统率鲁国一半军队,樊迟为其车右。但是,孔子及其弟子虽然是文、武兼备,或有文有武,但若把这一现象放进一种动态的发展中观察,即与其前、其后比较,则可以说这种文武并重已经是开始由更重于武转向更重于文了。这一点也可以从孔子自己一生事业重心的转移得到证明。
孔子出身于士的家庭,少年时做过许多鄙事,但到晚年却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而其对当时列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却已远非一个一般大夫,甚至强族大夫所能比。最为独特的是,孔子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并不是靠着春秋时代司空见惯的强大的家族基础,而是借助于他的文化修养以及来自各个国家、各种等级家庭的弟子。转向文化知识和打破家族世袭,可以说是孔子为春秋时代的士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详述。
4、大夫
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夫”是广义的,包括国君以下,士以上的一切贵族,从名称上细分则有“卿”、“大夫”之别,而卿之中又有上、中、下之分,大夫中也有上、下之分。上卿之执政者亦称“正卿”、“冢卿”,次于“正卿”之执政者称为“介卿”,但以上划分主要是从政治着眼,若从社会集团言之,则可依其出身背景分大夫集团为强宗大族与弱宗小族两类。许倬云认为∶大夫集团虽然传统的分为卿和大夫两阶,事实上两者的分野微乎其微,大约大夫的执事较杂,常为卿的副介从属而已。xxxi
卿大夫一般都有自己的采邑。封国是诸侯的领地,采邑则是卿大夫的领地,前者得自周天子,后者则得自国君。所以后来《礼记·礼运》云:“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春秋时期,卿大夫不仅以采邑为自己的经济来源,对其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而且还可以在采邑内有自己的官属、自己的军队。xxxii
卿大夫又是春秋各国官吏、尤其是上层官吏的主要担任者。许倬云曾以以下6条作为政治上“活跃”的标准∶1。曾为正卿或执政者;2。曾经出总师旅者;3。曾经参与国际会盟者;4。曾献替庙谟、国事时被谘询者;5。有重要官位者;6。参与有决定性的政治事件,例如易立、弑君等。然后,他统计出,在班固人表中所列的春秋时代的516人中,大夫有335人,占了总人数的65%,而其中“活跃”的大夫有218人,在总人数中占42%,在大夫人数中占65%,并且,这些大夫多集中于少数强宗巨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公子集团仅占上述总人数的13%,士集团占总人数的6。5%。而且,大致说来,作为国君之子却未承君统的公子集团也可划归卿大夫阶层,如果两者相加则大夫集团的百分比要上升到78%。所以,说春秋社会主要是一个“卿大夫活跃的社会”是恰如其分的。大夫是春秋社会的主体,正是由于当时社会主要是一个大夫的社会,以及大夫与家族的关联,我们才可说“大夫社会”同时也就是一个“世袭社会”,大夫“建家立室”是诸侯“建邦立国”的延伸,或者说,大夫社会性的自我封建正是将政治性的封建原则搬用于社会。由于我们下面还要详细分析春秋社会作为世袭的大夫社会的具体情况,所以对大夫阶层的描述此处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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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世袭社会》 《选举社会》
第三章 春秋社会的等级
三、小结
最后,我们以史籍记载的春秋当时人们的言论准,给出一幅春秋社会的等级与阶层的概略图景如下∶xxxiii
主题 出处 大夫 士 庶人工商 奴隶或仆役
家族 《左传·桓公 卿置侧室, 士有隶子弟 庶人,工、商
基础 2年》师服评 大夫有贰宗 各有分亲
晋封于曲沃
《左传·襄公 卿置侧室, 士有朋友 庶人,工、商 …皂隶牧圉
14年》师旷对 大夫有贰宗 …皆有亲昵 皆有亲昵
晋侯
等级 《左传·襄公 其卿让于善 其士竞于教 其庶人力于农 …皂隶,不
职守 9年》子囊劝 其大夫不失 穑,商工…不 知迁业
楚君勿与晋争 守 知迁业
《左传·襄公 大夫规诲 士传言 庶人谤,商旅
14年》师旷对 于市,百工献
晋侯 艺
《左传·昭公 大夫不收公 士不滥,官不 民不迁,农不
26年》晏子对 利 滔 移,工贾不变
齐侯言礼
《国语·鲁语 卿大夫朝考 士朝受业,昼 自庶人以下,
下》公父文伯 其职,昼讲 而讲贯,夕而 明而动,晦而
之母敬姜言 其庶政,夕 习复,夜而计 休,无日休息
序其业,夜 过无憾
其家事
政治 《左传·昭公 公臣大夫, 士臣皂 皂臣舆,舆
臣属 7年》芋尹无 大夫臣士 臣隶,隶臣
宇对楚君 僚,僚臣仆, 仆臣台,马
有圉,牛有牧
经济 《国语·晋语 大夫食邑 士食田,官宰 庶人食力,工 皂隶食职
来源 四》记文公之 食加 商食官
施政
世居 《国语·齐语 昔圣王之处士 处工就官府
之地 》管子对桓公 也,使就闲燕 处商就市井
处农就田野
赏功 《左传·哀公 克敌者,上 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 人臣隶圉免
等差 2年》赵简子 大夫受县,
誓 下大夫受郡
祭祀 《国语·楚语 大夫举以特 士食鱼炙,祀 庶人食菜,祀
等差 下》观射父对 牲,祀以少 以特牲, 以鱼,
楚王 牢,卿大夫 士,庶人舍时 士,庶人舍时
舍月,卿大 士,庶人不过 士,庶人不过
夫祀其礼 其祖 其祖
从以上“家族基础”栏,我们注意到师旷对晋侯说到“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与“庶人工商”相同,似乎仆役亦有自己的家族、朋友方面的生活,可能不象古希腊罗马奴隶那样全无人身自由,但仆役无祭祀,立功也只能免其身份,焚其丹卷,xxxiv 犯命则还要从原有地位降等,xxxv 在“等级职守”,“世居之地”栏中都未提仆役,说明他们在人身上是依附于贵族——主要是卿大夫家族,而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
“庶人工商”除不见于“政治等级”一栏之外,其他栏都具列。他们是社会的主要“劳力者”,其地位显在奴隶或仆役之上,但是,若从政治文化言之,可能又有少数政事奴仆在权势和影响力方面实际居于他们之上;而在“庶人工商”中,社会地位原本低于“庶人(农民)”的“工商”作为居住在城市的“国人”的一部分,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也可能居于“庶人”之上——这些都可以用他们离政治权力运作中心的客观距离来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劳力”“劳心”的功能使然——工商要比农夫稍有余暇来关注政治,而奴仆也可能无形中分有和僭夺他们最接近的贵族的一部分“劳心”功能。总而言之,这些情况提醒我们,社会等级与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是复杂的,这几个方面的差别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常常呈现出复杂的交叉重叠的情况。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以上“等级职守”一栏中所列,是相当带有理想象彩的,是就理想,而不一定是就事实言之,尤其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所言一段。但这毕竟反映出古人一种持久和广泛的心态,即相信在等级制度之下也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xxxvi 此外,如“世居之地”中所列“管仲对桓公”一段,也含有政治设计的意味,不可径认为那完全就是当时的事实。但由此也可反映出古人甚重视通过在各等级阶层之间保持某种社会距离来达到有序、维持安定。古代统治者与其说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压制,而宁可说是试图通过拉开距离来消弭矛盾于萌芽,化解冲突于无形。这种通过距离来控制,防止“民狎”或“近之则逊”的政治秩序是否成功,关键自然要看它是否能被广大下层所接受,看这种距离意识是否也为普通民众所持有,这在春秋前期似乎相当成功,例如成公三年,郑国一位商人想救被楚国俘虏的一名晋国贵族将领,后来那位贵族想报答他,但这个商人说:“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于是就避开了。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通过社会距离进行治理的范例。
i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大致言之∶西周时奴隶皆隶属贵族、官府,大贵族以之分赐属下,奴隶所执似多为家内仆役等事,或有用于农、工、畜牧等业者,要之,在生产上无甚足称也。”
ii 如易牙、浑良夫等,社会地位甚低微,却能乱一国之政。后世宦官乱政亦类此,这种情况容易在君主集权制下发生,例如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亲随,其原因盖在离权力中心的距离甚近。
iii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iv 同上。
v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4页。
vi 《国语·鲁语下》,见∶《国语·战国策》,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2页。
vii 《左传·昭公7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48页。
viii 谈到“日月”之“日”,芋尹元宇在这段话之前所说“一国两君,其谁堪之”,正是一天不容有“两日”之意,更遑论“天有十日”!
ix 所引书同注1。孔颖达虽然从文字训诂上解释了各等之名,但显然,士以下从“皂”至“台”的六个等级并不重要,我们不必,也很难深究其细微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