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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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离推崇古圣的大道，但主要还是以客观之“势”的变迁而非主观之“意”的圣洁来解释封建之应废。xliv
自柳宗元之后，一直到明未清初，有关封建的辩论确实不多了。苏轼赞成柳宗元的观点，只是补充了一条理由∶即世袭制会加剧对世袭爵位的争夺，而开放的官职却不如此。他说∶三代“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害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曾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xlv
但是，在提升了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宋代理学中，亦有学者赞同封建和宗法制，北宋张载认为∶“‘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以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xlvi 南宋胡宏也赞成井田封建∶“井田封国，仁民之要法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则唐世终无藩镇跋扈篡弑之祸，而未流终无卒徒扶立疆臣制命之事矣。”xlvii
朱熹对封建的态度似在两可之间，貌似模棱而实则明晰。他谈到封建的好处，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象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并且现在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以道理观之，封建之意，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已私，分与亲、贤共理。但是，既便是圣人之法，也不可能无弊。如果封建非其人，又是世世相继，就无法换掉他了，而郡县官员若非其人，却只两三年任满使去，忽然换了好的来也说不定。使膏梁子弟不学而总是居士民之上，其害也是不浅。所以，朱熹认为柳宗元所说基本上有道理，而颇不满于胡宏论封建井田之事，认为这些即便是“圣王之制”而不可非，在今日也恐怕难下手而无法行。另外，朱熹认为治乱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人，所以说“此等事，未须深论。”xlviii
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明朝遇到本为其部属，人数甚少的满族入侵，竟然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又激起一轮有关封建制的议论热潮。颜元以为∶“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然而，“以天下共主，可无藩蔽耶！层层厚护，宁不更佳耶！”并且，不封圣后，“使诸圣人子孙无尺寸之土，魂灵无血食之嗣，天道岂能容耶？”不恩九族，不封同姓，“宗庙其无怨恫耶？”；不封功臣，“勋旧其何劝耶？”另外，颜元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理由∶即便世君如桀、纣而汤、武革命，由于汤、武本有封国，有兵丁粮食，就不致于扰民，且可一战而定，而不致连年大乱而伤民。xlix
与颜元、李刚主等更偏于理想，并主复古者不同，顾亭林是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感的学者，他曾博览古代经世史文，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又曾实地走访许多名山大川实地考察风土民情。所以，他虽然深深感到郡县制施行近两千年之后的流弊，却明白郡县制决不可能复变为封建，他所提出的对策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亭林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以，有必要“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即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比方说在县一级，“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则必缮之而勿损。”这样，从县令来说是“私”，但所有这些县令之“私”恰恰又是天子所求的“天下之治”。如此，“则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天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乃其常情，合天下之私，恰可成天下之公。l
顾亭林议论的特点是没有那种道德的“臭味”，li 也没有那种复古的热望。他对人性的估计恰如其分，因而比较起其他对治方案来，可行性较强，但是，他可能还是低估了中国传统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所以，尽管他所悬的目标并不是很高——仅仅只是西汉相当有自主权的地方行政或加上世袭，看来也还是很难行于明清之际的中国。
前已述，封建制一方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的关系，这方面所涉的主要是政治；另一方面涉及到世袭与选举，封闭与开放的关系，这方面所涉的主要是社会，或者说社会与政治相交的那一部分。前面顾亭林论封建与郡县的着眼点是在前一方面，而清末明初另一大儒王夫之论封建与选举则主要是着眼于后一方面。他们的议论也达到了传统对封建制认识的最高度，我们正好以他们二人作为这一讨论的结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首先从社会历史根源说明，无论封建制的产生，还是郡县制的出现，以及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背后都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原始人群中产生君长并非人有意为之，而是不能不如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各推其有德长者或功劳大者，最后推出了“天子”。每个人都想自贵，但最后只有受到众人奉戴者才能真正尊贵，这里面有一种“公”。久居高位者必熟悉其道，因而就有世及之理。那怕他们的后代时有愚昧且残暴者，这种情况也还是胜过最初那种“草野之罔据”的无政府状态，这样过了数千年，人们都习惯于此了。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战国的时候，以前封的诸侯实际上已所剩无几，几个强国早已分国为郡县并择人而任，所以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所灭的只是六国而非三代之所封。如此，郡县制又实行了二千余年而不能改，上上下下已经习惯于此了，这样一种大势所趋，也就成了一种“理”。
其次，古代只是诸侯世国，而后大夫才“缘之以世官”，这样就“势所必滥”。与“士之子恒为士”相对的就必然是“农之子恒为农”，然而，“天之生才”并不会选择∶使士人之后代总是有才而农人之后代总是无才，也有“士有顽而农有秀”的情况，这样农人之秀者就不会甘心始终屈从于士之顽者，而是会努力翻到上面，这就是“势所必激”。所以，“封建废而选举行”，后来的太守、县令、刺史，州牧等即便在任职时有过去诸侯的那种权力，也不可能使其权力世袭、不可能庇护其后代子孙中的不肖者。选举的不慎有时会使选举上来的守令残害庶民，世袭的权力有时也会使不肖的子孙败乱纲纪，但在这两种危害中，对民众来说，守令贪残还有希望通过其被罢黜来解脱困境，而于后者就几乎没什么办法了。所以从天下百姓看，郡县之害还是不象封建之害那么大，后世生民之祸要比封建时代生民之祸要轻。本来秦始皇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的，而天却假其私心而行其大公。使那些“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对那些贤而秀者（不管他们出身如何），皆“奖之以君子之位”，这就是“天下之大公”。lii
顾、王、颜、李之后，有清一代，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有关封建的言论。至近代，章太炎晚年曾有总结这一历史之争的一段话，兹引录于下∶
“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惟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以毗辅王室；及清，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等，亦颇以封建为是，此皆有激而然。曹愤魏世之薄于骨肉，致政归司马；王、李辈则因明社覆亡，无强藩以延一线，故激为是论，若平世则未有主封建者矣。余如陆机《五等论》，精采不属，盖苟炫辞辩，而志不在焉，则不足数已。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讥议以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唯晋世贵族用事，盖数九品中正定人材，其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然趋入世卿一途，然非有人蓄意主张之也。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惟唐之李德裕。德裕非进士出身，嫉进士入骨，以为进士起自草茅，行多浮薄，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此则一人之私念，固未有和之者也。……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借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以故满清一代，痛恶主张封建、井田之人。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李德裕、钟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liii
章太炎以为王夫之主张封建，可能是记忆之误，也许原意是指顾亭林。我们引这段话，是想借此说明，正如章太炎所言，历史上赞成恢复封建的人确属少数，并且往往是“有激而然”。另外，引此两段也是想籍此展示一种仍然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更象古代的华文，而非现代的学术。liv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略微做一点正名的工作。我们把这一节称作“封建与郡县之争”，历史上人们也确实是这样争论的，他们认为秦以前与秦以后的基本变化是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但是，以郡县与封建对称显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尚不足以透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后社会变迁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古人所说的郡县制中，除了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这一政治的涵义之外，还有一层变世袭为选举，变封闭为流动的社会涵义，这从我们前面所引的许多言论中已略见端倪，如唐李百药说“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王夫之说“封建废而选举行”，都是以选举与封建相对而言。由于传统学术较重视政治事件，郡县制又先于封建制的解体即已出现，且随着封建制的废除即全面确立，长久不变，而选举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摸索和实践，可以说直到隋唐科举时才基本完善和定型，所以，以选举与封建对称的说法尚不流行。但是，我们若从社会结构的演变着眼，选举与封建的对立可能是更基本的。
i “封”字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建”字亦早见于金文，如荻建鼎，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封建”一词的使用，据王国维、顾颉刚的考证，第一次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
ii 比方说“封建制”、“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地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意识”、“封建思想”、“封建观念”、“封建把头”、“封建婚姻”、“封建宗法”以及俗语中的“封建脑瓜”、“封建头子”、“老封建”等等。当然，这些使用主要是在大陆。
iii 参见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但是，《汉语大字典》、以及新编《辞海》、《辞源》都只是解释“封”或“封建”为“帝王以土地、爵位、名号赐人”而未有“人民”，以下我们将说明“授民”与“授土”同样重要，甚至最初更重要。
iv《孟子·万章篇》，以及《礼记·王制》。
v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330页。
vi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vii 童书业∶《春秋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viii 又《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的话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ix 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x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42页。
xi 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39…140页。
xii 杜正胜：“周代封建的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第486页。
xiii 同上书，第140页。
xiv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第121页。
xv 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xvi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1…480页。
xvii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9页。
xviii 柳宗元∶“封建论”，载∶《全唐文》第六册，卷58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76页。
xix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xx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xxi 同上书，“序言”，第7页。
xxii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治水的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又第23页谈到∶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不是靠居民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帝统辖的功能，尤其是治水行政；以及第39页∶“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
xxiii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xxiv Owen Lattimore∶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ｐ．547。
xxv 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9页。近代西方人从马克思到韦伯等，都相当重视从经济来解释政治、文化，这大概是受西方文明，尤其是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影响。
xxvi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收在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卷六十六——卷一百三十三；“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载∶《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62…465页。陈著有“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27本，30本，31本，32本，35本。
xxvii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收在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卷六十六——卷一百三十三；“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载∶《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62…465页。
xxviii 转引自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2页。
xxix 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25页。
xxx 转引自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48页。
xxxi 见其“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
xxxii 如侯外庐等学者否认西周封建，认为那只不过“是和罗马的殖民制度相似”。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杜正胜亦认为，周人封建的本质与商人一样，都是“武装殖民”，“唯有军事胜利，封建才能大行其道。”周人东进，把征服、殖民与封建三者结为一体。见其“周代封建的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