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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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才能大行其道。”周人东进，把征服、殖民与封建三者结为一体。见其“周代封建的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　
xxxiii　见顾颉刚∶“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331页。　
xxxiv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页。　
xxxv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xxxvi　《左传·哀公二年》。　
xxxvii　《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管东贵：“从李斯廷议看周代封建制的解体”，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1993。　
xxxviii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442页。　
xxxix　曹元首∶“六代论”，载∶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0…1162页。　
xl　陆机∶“五等论”，载∶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25…2026页。　
xli　李百药∶“封建论”，载∶《全唐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4…1446页。　
xlii　颜师古∶“论封建表”，载∶《全唐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91页。　
xliii　苏东坡∶“论封建”，载《苏东坡全集》下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58…259页。　
xliv　柳宗元∶“封建论”，载∶《全唐文》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75…5877页。　
xlv　苏东坡∶“论封建”，载《苏东坡全集》下册，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59页。　
xlvi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9页。　
xlvii　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6页。　
xlviii　朱熹∶《朱子语类》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79…2687页。　
xlix　颜元∶《颜元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113页。　
l　顾亭林∶“郡县论”一至九，载∶《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7页。　
li　“臭味”取其古义，意示浓烈，非褒贬也。　
lii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页。　
liii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5…866页。　
liv　如说∶“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惟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又“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惟唐之李德裕。”以及“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张子厚九人而已。”语言铿锵有力，富有夺人气势，太炎先生大概也是“有激而然”，但这严格说来只可视为“文章”而非“学术”，太炎先生是近代古文大师，钱穆先生就曾对他的文章表示过相当的欣赏和推崇。但是，这也说明古代文体已很难适应现代严谨的学术论证，以及以“文”为“学”的尴尬∶让人很难认真对待其中每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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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世袭社会》　《选举社会》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我们在上一章已考察了第一种“封建”概念，下面我们将分别论列和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敲开国门，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性争论便成了绝响。不满现状，立意改革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瞩目于古代，而是效法西方，信仰“进步”，瞩目未来。但是，“封建”这个词却并未消失，而是反而渐渐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流行于社会。　
　　“封建时代”的概念　
　　“封建时代”的概念是在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比较中提出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其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的相同点最多，即同为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此时政府（即贵族）的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就像欧洲所谓“少数共和政体”或“寡人政体”，尤其是接近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又由于作为此社会中之一部分的贵族于平民也甚相亲，所以也可以视这一贵族政治时代为民权稍伸时代。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显著不同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仍为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永为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虽然西汉有七国之反，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王、朱宸濠之变，但都为时不长，不构成列国之形。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考察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教被定于一尊；二是因为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不同种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渐渐就没有了差别。至于一统与列国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则由于竞争而能发扬民气。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弟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情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比较平等幸福，弊在没有竞争，相博而不能使“民气日昌，民智日开”，又由于“被治之民”中的潜在不满者有渠道可以上升为“治人之人”，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　
　　梁启超认为∶尽管统一与分裂，有阶级与无阶级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文明的公理，则还是以“合邦统一”与“无阶级”为优，所以说，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但为什么现在拿中国与欧洲文明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中西相差不远，在这之后却是∶初期中国骤进而欧人如旧，后期则是欧人骤进而中国如旧。比方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民选代议之制，而中国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也从不自伸其权，这就是由于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而自安之故。因而初看起来，恰恰是学理上的文明阻碍了事实（物质）上的文明。但实质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此学理。梁启超最后说∶　
　　“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阶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i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封建时代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衔接的，这中间隔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可以名之为“统一时代”或者说“无阶级时代”。严复的看法稍有不同。1904年，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的一本书，该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易名为《社会通诠》，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谈政治。在为该书译本写的“自序”中，严复感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差异。他接受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都是由图腾社会（Totemistic　Society　）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封建时代。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以来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宗法也于此时最备，而秦“郡县封域，阡陌土田”，虽然是侵夺民权，属“霸朝之事”，但“迹其所为”，还是要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然而，由秦至今又过了二千多年，今天中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思想文化，都还是未脱宗法。这样，严复就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是处在宗法社会之中，而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ii　中国有史以来的四千多年为一纯粹、完整的单元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于此都能发见端倪。　
　　总的说，“封建时代”的概念直接产生于中西比较，并且主要是由西观中；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上的时代概念，未离史学范畴；它也基本上是从政治（国体）的角度观察，而未涉经济形态；观察比较者的意思虽然是有感于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不进或缓进，但并不是　要为直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这里所用“封建”的含义与古义基本相合，并无意义上大的转折，所以，论者对西周为封建时代决无疑义，只是上、下限略有不同。　
　　“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我们不是要探讨“封建社会”概念偶尔和个别的使用，iii　而是要探讨在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进行认真说明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系统解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意义上，“封建社会”概念的首先提出是在1929年，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提出这一概念应当说是耐人寻味的。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国共分离，农运、工运等群众运动遭到压制，革命转入低潮，大批热血者不得不重返书斋。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以“杜��”的笔名在《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8…12期上发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当年陶希圣还在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由此揭开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幕。iv　
　　陶希圣在其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v　
　　为此，他希望首先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在此的两个中心问题是∶1。中国社会目前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追溯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陶希圣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坏了的封建仍然在另一个基础上又重建起来，所以，再“叫做封建制度也不确，”而“否认封建势力也不许”。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又看见了许多和严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现象。家族本位和个人主义的法律，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相互错综。　
　　陶希圣所据以判断的标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有两个特征∶1。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它的基础是在农村；2。在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由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都市的集中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而只有贵族，而中国在战国时就有了相当力量的商业，有了官僚、平民能够作官，所以可以说封建制度已崩坏了。井田坏使土地可以私有，就有了非贵族的地主，后又产生“士大夫而官僚而地主的一个身份”，这些人很保守，不愿都市发生，还是以农村为经济基础，进而压迫商人，故中国迟迟不进。　
　　综上所述，陶希圣由此得出的四点结论是∶1。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只有对外藩的统治仍然是取封建的形式；2。中国政府是地主官僚政府，不奖励商业，商业绝对不发达，尤其是禁止国人从事国外的贸易；3。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与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我们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封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vi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陶希圣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概念虽然比古代的“封建”概念更重经济而不是政治，即它们主要是从经济上定义的，但是，至少从作者的理解来说，这些概念的涵义与“封建”的古义并无大的违拗，与西方的“封建”概念也基本相同。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小异而大同，中西封建制度的共同点均是以土地制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和身份等级制，至于差别则在于∶西周封建比欧洲封建的中央权力似要更大些，卿大夫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也比对卿大夫义务似要重些。换言之，也就是分裂割据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　
　　陶希圣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先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反映出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他也受到数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一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战国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又很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名之，陶希圣只好称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