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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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妇孺皆知的常识。毛泽东的论断也决定了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讨的基本走向。xxxi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古史分期∶主要是中国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从1949到1979年，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著有500多篇（部）。xxxii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从1931…1982年10月，发表的论著也已在200种以上，其中大部份是在建国后发表的。xxxiii　史学界以“延至晚清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为确凿无疑的前提，这些论断也贯穿在各种历史教材中，为一代代（包括今天）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诵读。　
　　回顾“封建社会”概念在本世纪演变的历史，我们看到，“封建”一词已脱离了原来古代的蕴涵而被赋予了新义∶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往事，而仍然是一种现实。“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标志着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的首次认真的尝试。在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讨论的学者们可能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年鉴派史学家30年代在法国所做的工作有着某种类似性，例如注意全体、探讨“总体的历史”、注重“长时段”、重视社会经济的因素、重视下层社会的历史、带着问题研究历史、以古论今、以今论古、不满于传统的记诵史学和考证史学等等。但是，由于学者们缺乏比较纯粹的学术定位和一般方法论的兴趣，强烈的现实需求又导致试图以一种社会理论来全面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再加上战争的打断，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仍然很有限，史学与社会科学尚未真正地结合起来，更谈不上形成一种持久的趋势。当时的史学主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所以，这些讨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社会科学工作者贸然地闯入了历史园地而又很快地呼啸而去。虽然还有一些个别的耕耘者如瞿同祖等，但却显得形单影只。xxxiv　但是，我们却决不可低估这些讨论对于社会，尤其是青年的巨大影响。xxxv　
　　指出一个制约着这些现象的时代的原因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当时，这些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讨论是处在一次革命高潮刚刚过去之后的“苦恼期”（何干之语），或者说，是对于1927年大革命经验的“回想时期”（王宜昌语）。王礼锡在其所编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的“第三版卷头言”中写道∶“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而“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xxxvi　何干之写道∶“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就非先彻底认清现代中国社会，彻底清算过去中国社会不可。”xxxvii　而毛泽东对这一点说得还要明白∶“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xxxviii　
　　所以，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结合就实际成为与一种革命理论的结合，“问题史学”实际就成为“行动史学”、“革命史学”。革命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紧密结合就导致了对历史大刀阔斧的重新解释和根本改造。　
　　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曾把近代中国的史学分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类，并把“革新派史学”分为主张“政治革命”、主张“文化革命”、主张“经济革命”的三期，他如此评价这一派史学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xxxix　钱穆并且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钱穆还进一步对西方划分社会的公式提出了疑义∶“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设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xl　但此等史学家的异议，随着1949年大陆的易帜自然是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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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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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二、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　
　　“封建社会”的概念在本世纪中叶基本论定之后，遗下的就主要是古史分期和封建社会为何在中国长期延续的问题了。所以，1949年以后，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一直比较热烈，甚至在学术荒芜的“文革”期间，也曾发表过郭沫若的一篇文章。xli而古史分期问题，严格地说来，就只是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亦即封建社会的上限问题。　
　　依照对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不同回答，可以大致分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九种，也就是说，自西周到东晋，每一个朝代（或有明确标志的时代）都有主之者，意见如此纷纭，且又迄无定论，主要并不是史实的争论，而是标准的问题，各家虽然都接受一个共同的前提——“封建社会”的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却相当不同，或者说，所据以解释的理论依据不同。　
　　下面我们仅考察上述分期说中主要的四家∶　
　　1。西周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杨向奎、徐中舒、王玉哲、王亚南、赵光贤、李埏等。其理论依据按照范文澜的陈述是∶　
　　“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的所有制来决定的。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给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规定了定义∶‘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根据上述定义（不切实根据这个定义，所说便缺乏可靠性），我们看商周两朝统治者对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的不同，可以断言商朝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xlii　
　　2。战国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白寿彝、吴大琨、杨宽、田昌五等，其理论依据按照郭沫若的陈述是∶　
　　“我在写《奴隶制时代》时，是有意识地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走路的。那就是抓住在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且特别是地主阶级这个矛盾方面。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严密意义的地主阶级还不存在，那么那个时期的社会便根本不能是封建社会。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记载的简单，如果单从农民方面来着眼，是容易发生混淆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解决，其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　
　　“……公家为了增加收入，终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而一律取税。这是承认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为他们的合法私有，而他们所私有的黑田却不能再自由漏税了。这便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也便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　
　　“……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xliii　
　　3。两汉封建说。主张此说的在五十年代有侯外庐，近年有赵锡元。其理论依据按照侯外庐的论述是∶　
　　“……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马克思论到社会变革的绝对分期年代，都是依据一种法典为标志。……　
　　“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着什么形态。……　
　　“著者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之际。从大量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我们把中国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然而，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会呢？我们的答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xliv　
　　4。魏晋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何兹全、王仲荦、王思治、　日知、赵俪生等。按照何兹全的描述，封建社会出现的过程是∶　
　　“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商周两族的关系，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部落联盟和以此不平等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出现商业交换。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　
　　“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和生产和生活上依存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　
　　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分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xlv　
　　以上我们都尽量利用各期封建说主要代表的原文来显示他们的观点。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范文澜主要是从社会生产的主体——农民或农奴并不完全被地主所占有来立论；郭沫若则主要是从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地主阶级的是否确立来立论；侯外庐倾向于全面地、尤其是通过国家法典对封建制的最后确认来判定封建社会是否成形，所以他认为到汉武帝时才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何兹全则尤注意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劳动者身份由自由民和奴隶两极向依附民、农奴的转化。　
　　以上几种观点，按何兹全的意见，“文革”前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影响最大，“文革”后则以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影响最大，一般教材、年表现多采用郭沫若的分期法。另外，“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派影响也不小。　
　　显然，上述各期封建说都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依据的，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他们，又主要依赖于谁却又有不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熟，xlvi　常直接从原文入手，他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有关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以及马克思、列宁有关封建主义国家法律规定的等级品位制的论述；何兹全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在封建社会中是农村自然分散的经济与依附关系分别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论述；范文澜主要依据的是斯大林给封建制下的定义；而郭沫若则主要引述毛泽东的教导。xlvii　
　　在以上侯外庐、何兹全、范文澜、郭沫若四位代表中，侯外庐、何兹全可能最接近也最忠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话，从而也最接近一种对西欧封建社会基本特点的概括，所以，侯外庐径直说他所用的“封建”一词就是来自西文的“feudalism”。然而，在上述四种观点中，恰恰是这两种观点影响最小。而范文澜引以为据的斯大林的定义，可能更多地是根据俄国农奴制概括出来的，斯大林后来名声不佳，中苏又交恶，这一点大概也是范文澜的观点后来影响减弱的一个原因；但范文澜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周“封建”的古义，所以这一点又可视作其观点初期影响不弱的一个原因。而在这四种观点中，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封建社会”观念较远，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却显然是郭沫若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引“文革”以后支持战国封建说最力，同时也是近年来在古史分期说方面用力最勤、论述甚畅的一位学者田昌五的话为证∶　
　　“有人可能会问我，象战国封建论那样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到底有多少根据？我可以明确回答∶根据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xlviii　
　　接着，田昌五提供了二条我认为是很重要，并且相当有意思的认为不宜在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时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由∶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制和奴隶制对他们来说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前提而研究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专门提供一个经过研究的完备的奴隶制形态或封建制形态。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源于欧洲（西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能不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