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杂志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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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牛牛兄一直把此文置于文件夹内，有空时慢慢品味，现奉上和大家一起分享）


《财经》杂志：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一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petitive　D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