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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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列举的一切陆、海、空军的部队、兵团和勤务部门，均按军队标准得到各类给养供应。其人员配带有识别符号和军事勋章，并享受薪金照付的休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领导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防空兵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这是不能以英军占领区的任何特殊情况作解释的。
　　在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
　　——德国诺尔德集团军群；
　　——什托克豪生军群；
　　——维特霍弗军群；
　　——空军第2军区；
　　——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的各军区指挥部；
　　——25个区县一级的军事警备司令部；
　　——通信兵部队；
　　——坦克分队；
　　这是同波茨坦会议决议和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相矛盾的。
　　苏军统帅部认为有必要要求管制委员会派遣专门小组前往英军占领区，以便就地了解解除德军武装和解散德军工作的实施情况。”
　　当在管制委员会讨论苏联的上述备忘录时，蒙哥马利在事实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在英军占领区内的确存在着似乎是在“等待解散”或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德军部队。
　　他企图将这一切解释成是，在解散德国士兵肘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还了解到，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
　　后来，在管制委员会1945年儿月份的会议上，蒙哥马利曾就此问题说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与我的美国同僚所奉行的路线有什么差别的话，我是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我们奉行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由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联军统帅部制定的。”
　　于是，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楚了。当丘吉尔代表英国承担义务立即并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并废除德国国防军的时候，他同时又给军队统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保留原希特勒军队的武器和部队，作为为长远的反苏目的而重建西德军队的基础。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艾森豪威尔本人原来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我不想隐瞒，当时这曾使我感到不快，并改变了我最初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要我采取另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同我谈起过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我建议邀请他于8月12日苏联体育节时访问莫斯科。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斯大林命令向华盛顿发出正式邀请。邀请电文中说，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将不以国家政治活动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身分被邀请访问苏联。
　　既然他是我的正式客人，我就不得不同他一起前往莫斯科，并陪同他访问列宁格勒和一起返回柏林。
　　随艾森豪威尔一同访问的，有他的副手克莱将军，以及戴维斯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中尉和德莱中士。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曾交谈过许多问题。据我的感觉，当时艾森豪威尔的言谈是坦率的。
　　我很想了解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实际活动。
　　“1941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叙述说，“当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而日本又在太平洋地区显露出侵略意图时，美国的武装力量扩大到了150万人。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军事进攻，使我国军事当局和政界的大多数人感到意外。
　　我们注视着苏联同德国的战争，难于断定，俄国到底能坚持多久，它能否抵抗得住德军的进攻。当时美国实业界和英国人都为印度的资源、近东的石油，为波斯湾和整个中、近东而十分担心。”
　　从艾森豪威尔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1942年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它的军事经济地位，而不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理论上说，美英两国从1941年底就着手制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然而直到1944年以前他们并未下定实际的决心。
　　“我们拒绝英国人从地中海进攻德国的要求，”艾森豪威尔说，“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其他什么原因。”
　　显然，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特别是在法国沿岸地区的抵抗，使同盟国十分害怕；而大肆吹嘘的所谓“大西洋壁垒”更使他们感到极为担心。
　　1942年4月美国就同英国最后商定了从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的计划，然而在这以后，丘吉尔仍竭力企图说服罗斯福同意从地中海进攻德国。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在1942—1943年似乎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他们当时对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联合战役尚未作好准备。自然，这远不是真实情况。他们是能够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是有意识地拖延，以等待德国武装力量遭到更大的失败和苏联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1944年6月经由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之役，开始是比较容易的，后来在沿岸地带也没有遇到德国特别的抵抗。这对我们来说，”艾森豪威尔说道，“简直出乎意外。德国人在该处，并不象他们向全世界所吹嘘的那样，有什么严密的防御。”
　　“那么‘大西洋壁垒’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任何‘壁垒’根本不存在。只是些一般的堑壕，而且不是绵亘的堑壕。这个‘壁垒’沿线只有不到3，0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每公里平均1门多一点。配备有火炮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极少，并未构成对我军的障碍。”
　　 ；
　　这里顺便提一下，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也曾公开承认“大西洋壁垒”的脆弱性：1949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德国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兵器，来对付在握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掩护下活动的同盟国登陆舰队。”（哈尔德：《领袖希特勒》，慕尼黑，1949年版，第58页。）
　　据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登陆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德军的抵抗，而在于经过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和供应。
　　坦白地说，当我1965年看完美国影片“漫长的一天”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这部影片是描写1944年6月盟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这一历史事实的，而影片中的敌人却比实际情况强大得多得多。当然这部影片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但总得讲点分寸吧！
　　对规模十分巨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不需要加以虚假的粉饰，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是高明的。
　　盟国远征军主力在诺曼底登陆后，直到1944年7月，才遭到德军较大的抵抗，当时德军从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调集兵力来对付登陆部队。但德军很快就被占数倍优势的盟国陆、空军所压倒。象苏德战场上那种名副其实的进攻战役，即必须突破纵深梯次配置的肪御、同敌方战役预备队作斗争、抗击反突击，诺曼底的盟军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过的，因为其当面不存在德军的大量兵力。
　　美、英军队实施的各次进攻战役，除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是克眼敌人的机动防御。据艾森豪威尔说，盟军推进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构筑后方道路和克服不利地形方面的困难。
　　我很想了解1944年底德军在阿登的反攻和盟军在该地的防御措施。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同行者都不怎么愿意谈及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从他们简略的介绍中仍可看出，德军在阿登的突击，曾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感到突然；美国人不能阻止敌人的突击。
　　盟军最高统帅部十分惧怕和担心敌人在阿登采取进一步行动。怀着同样恐惧心情的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西战场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盟军由于损失很大和失去主动权而处于困难的境地。
　　由于非常希望苏联方面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派特德空军上将亲自将此信送往莫斯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是，一旦苏联政府指示苏军迅速转入进攻，希特勒将被迫从西战场撤回突击部队，而将其投到东战场对付苏军。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苏联政府忠于自己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一周之后就在全线展开了规模极其巨大的进攻，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防御，迫使德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退到奥得河、尼斯河和俄斯特拉发并于春季放弃维也纳和奥地利东南部。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起这次进攻时说道：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我们大家心里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特别是当得知苏军的进攻发展十分顺利时，我们的心情更是这样。我们相信，德国人现在再也无法加强其西战场了。”
　　遗憾的是，战后，特别是当残留下来的希特勒将领们和以往战争中我们的盟军的某些著名军事活动家，开始以他们的军事回，忆录充斥书市以后，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这种客观的评论越来越少了，而对事实的歪曲和诽谤则越来越多了。过分活跃的人们甚至说什么，不是苏军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促成了美国人在阿登交战中的胜利，而似乎是美国人以此拯救了苏军。
　　我们还谈到了按租借法案供应物资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战后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却一直说什么，似乎同盟国提供的武器、物资和粮食对于苏联战胜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战争期间，苏联的确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对国民经济相当重要的机器、设备、物资燃料和粮食。例如美英两国提供了40多万辆汽车，还有大量的火车头、通信器材等。但是难道这一切能对战争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吗？我在前面已谈到过苏联工业在战争年代里所达到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它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一切需要。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关于武器方面，我还可指出，我们根据租借法案从美英两国得到了大约18，000架飞机、11，000多辆坦克这只相当于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以装备军队的武器总数的百分之四。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决定性作用。
　　至于英美政府提供的飞机，恕我直言，它们的战斗性能不高，特别是使用汽油的坦克，常常象火炬一样起火。
　　艾森豪威尔对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各次会战很感兴趣。他曾问我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在紧张的形势下，我感到体力上的负担有多大。
　　“莫斯科会战，”我回答说，“对于士兵和司令员来说，负担同样沉重。在11月16日至12月6日交战特别激烈的期间，我每昼夜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就连这点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为了维持体力和工作能力，只有经常在寒冷的空气里作短时间的体育锻炼，喝浓咖啡，有时还滑雪20分钟。”
　　“莫斯科会战的危急阶段一过去，我一下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以致许久都没法把我唤醒。当时斯大林曾两次打电话找我。他得到的答复是：‘朱可夫在睡觉，我们没法叫醒他。’最高统帅说：‘别叫他，让他自己醒吧！’在我熟睡的时间里，我西方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距离不少于10—15公里。我苏醒过来以后，感到十分愉快……”
　　艾森豪威尔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给他介绍了远东我军的全部行动计划。
　　斯大林曾就苏军和盟军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作战的问题，同艾森豪威尔谈了许多。斯大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正是目光极其短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纵容希特勒分子放肆进行军事侵略的结果。
　　“参战各国的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斯大林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不致再度发生。”
　　艾森豪威尔当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1955年，当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举行日内瓦会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是美国总统。我们多次同他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我们不仅谈到了以往的战争年代和两国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时的合作，还谈到了有关我们两国共处和巩固世界和平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现在已完全不象他1945年所说的那样，他顽强地表达并坚持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作为重要人物和统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胜利地指挥过的盟国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本来是能够为缓和战后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作出许多贡献的。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是侵略越南的支持者。
　　进步的人们在战后都希望，世界各主要国家将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德国将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改造，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能根除。然而这一切只在德国东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实现。
　　当苏联武装力量将东欧各国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国家权力坚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民主基础上改建自己的生活。东欧民主国家显然把苏联不仅看作是使自己得以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解放者，而且看作是将来能制止侵略势力对其命运的任何侵犯的可靠保障。
　　战后的局势，是对西方国家当权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严重考验，是对他们的政治远见的考验。问题在于：他们将把自己的国家引入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轨道呢，还是引进同其他国家相敌对的境地。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训，坚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并竭尽全力以巩固和平与合作。
　　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后，В·М·莫洛托夫很快给柏林打电话找我。
　　“收到美国政府请你访问美国的邀请。斯大林同志认为这种访问是有意义的。你的意见如何？”
　　“我同意。”
　　在一次管制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走到我跟前说：
　　“元帅先生，您将访问美国，我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情况不允许我现在同您一起飞往华盛顿。如果您不反对，将由我的儿子约翰·克莱将军和美军统帅部的其他官员陪同您前往。”
　　我表示同意。
　　“鉴于你们的飞行员不熟悉穿越大洋和美国的飞行条件，”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请您乘坐我的‘堡垒’式飞机。”
　　我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并将所有这些情况报告了И·В·斯大林。
　　И·В·斯大林说：
　　“好吧，你准备吧。”
　　遗憾的是，起飞前我病倒了，不得不再次给И·В·斯大林通电话。
　　“在这种状况下不能起飞。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联系，告诉他因身体状况不能飞行。”
　　返回柏林后，我又重新埋头于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在解决与苏占区内民主改造有关的各种问题时，驻德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的政治顾问、现在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В·С·谢苗诺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管制委员会内，我们曾为实现关系到整个德国的各项波茨坦协议而一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齐心协力的，卓有成效的。
　　苏联的军官和将军们，以及苏联政府派到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领导下的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中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关系到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而且关系到如何组织德国东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