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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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党和人民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在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奠定了建立一支大规模的以劳动者的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正规化军队的基础。还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构，制订了第一批条令和教令，统一了部队和兵团的编制。尽管在1918年9月至1920年12月这一期间我军损失了近220万人，其中伤亡和失踪的近80万，由于缺乏粮食、医疗设施和必要的被服而病重死亡的达139．2万人。到1920年末，我们的军队仍拥有550万人。
　　国内战争时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理论结论多年来一直是苏联武装力量建没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只谈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国内战争特别突出地显示了前方和后方的团结，显示了成为一个统一军营的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这种团结的客观基础是苏维埃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主观基础是军队和人民目标的一致。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可以大大增强军队威力的力量。列宁同志认为，这种力量的源泉就在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起一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军队，经受了无边苦难的工农在世界上第一次清楚地懂得，他们是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卫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第二，党对军事本身的领导作用，以及党通过党政机关对军队的影响。
　　从军事观点来看（其他方面不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意义，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共产党是执政党。由于这种原因，可以保障将全部国民经济的人力物力空前地集中于解决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资源，贯彻统一的军事政策，使所有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贯彻执行军事方面的指令。
　　至于谈到党政工作，可以说正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工作，陆海军中有觉悟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力量才齐心奔向一个统一的目标，这种力量才得以不断扩大并成为群众性英雄主义的源泉。
　　列宁曾说过：“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47页。）
　　第三，我还想谈谈建设我国武装力量的一条原则——高度的集中、单一首长制和铁的纪律。特别因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派曾不止一次地攻击过这条原则。
　　列宁曾指出，军事中如果没有单一首长制“……往往必然造成灾难、混乱、惊惶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158—159页。）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在实际工作中，布尔什维克都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肃清那种企图用游击队的组织形式（在初期总是如此的）来抗拒建设正规军队的原则（这应当是主导的），也就是说抗拒军队中各级的集中统一指挥、对隶属关系和纪律的严格遵守等。
　　当然，必须严格地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考虑到指挥干部的阶级成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和军事素养，并且注意到群众对某种指挥方式的接受程度，来贯彻实行单一首长制。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自然是不能实行单一首长制的。
　　但是，列宁的单一首长制原则作为红军中标准的基本领导原则，有机地与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作用的提高相结合，已逐渐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加上建立在军人深刻理解并自觉执行其保卫祖国职责的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指挥员的单一首长制就成了联结部队的意志、知识和坚定的目的性的核心。
　　我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为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增添了新的特点，巩固并培养这支力量以抵抗侵略。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特别在我提到的那些年月里，经过锤炼而产生的军事经验和原则，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粉碎了法西斯的这支强大军队的组成部分。　　　　　　
　
　　　　　　　　　　　　　　　　　
　
　
　
第四章
　
　
　　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后，即着手和平建设，当时他们面临着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工业、农业、运输业极端困难的状况要求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经济战线。必须派出几百万复员兵从事恢复工作，必须减少军队的开支。但同时也必须保持并巩固国家的防御。列宁曾说过：“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放弃了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能不能长久，我们不敢担保。”（《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第31卷第449页。）　
　　在1920年和1921年已开始把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的军队全部地或部分地转入劳动生产。为了这一目的，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由М·И·加里宁和Ф·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从事劳动的军队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开采量，为了提高农业，做了大量工作。
　　军队复员以后，到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的人数由550万缩减到了56。2万人。
　　当然，复员符合几百万士兵的利益。他们向往土地、车床，想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想在军队中保持士兵骨干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民。复员的步伐如跨得太远，可能“冲掉
　　部队的精髓”。1921年2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党组织发出《关于红军》的通知，严厉警告所有党组织绝不允许放松对红军的关怀。总的说来，在军队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适宜于并有决心献身于军事工作的人。
　　在当时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巩固正规红军，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新的复杂问题，妥善安排军政干部的训练。当时已特别注意到，必须加强专业技术部队（机枪、炮兵、装甲、空军及其他部队），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给。
　　这些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经过了周详认真的讨论。当然讨论中不是不存在尖锐的争论的。М·В·伏龙芝和С·И·古谢夫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红军的改编》提纲，提纲坚持保留常备军，提出逐渐过渡到民兵制，并鼓励发展苏维埃军事科学。另一些人则强调，军队应当立即过渡到民兵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列宁方针。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写道：“有些同志提倡实际上取消现在的红军并立即转为民兵制，这在当前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苏联共产党决议集……》，俄文版，第一部第570页。）
　　尽管党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军队，但看来仍有必要采取某些较为强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担任骑兵第38团的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40团的副团长。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我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青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我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我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15—16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我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错？
　　师长Н·Д·卡希林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长时间地询问我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我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复杂。我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我有些慌张，他耐心地等我镇静下来。
　　我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我宣布，已决定任命我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签署了。”
　　我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
　　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团长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显著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在国内战争末期，军队中共有200多个训练班和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1920年指挥人员训练班已培养出26，000名红军指挥员。广大的训练班、学陵、学院网逐渐建立起来了，训练和培养无产阶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统一制度也诞生了。初级指挥人员首先在团属学校训练7到10个月，中级指挥人员在军校和海军学校学习，高级指挥人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在各共和国还开办了民族军事学校。后来开办的指挥人员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这种班上学习过，这方面的情况以后会谈到。
　　现在我想谈的一点是，我认为，直接在野营条件下，也就是说不脱离工作的学习和自学，对于培养熟练称职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培养初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几万、几十万军人用这种办法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并在演习和行军中加以演练，提高了作战技能。那些因某种原因未能进学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队顽强地进行自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指挥员，在胜利结束国内战争后，觉得自己是军事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些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不得不转为预备役。
　　1923年5月底，当我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我接任团长时，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缺陷。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我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构筑有马棚和系马场。特别是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简直是团的骄傲。
　　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劳力和器材没有白费。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齐心地积极地工作着。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
　　我特别想谈几句我们的政治委员А·М·亚宁。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体贴战士的心，很懂得如何对待战士、如何要求战士。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热爱他并尊敬他。但很可惜，这位出色的政治委员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线与法西斯匪徒的搏斗时英勇牺牲了。他是和他的儿子一同牺牲的，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祖国英勇的保卫者。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Г·Д·加伊担任了我们师的师长。
　　我现在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Г·Д·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野营帐篷里，当时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Г·Д·加伊让我们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我发现他是二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我过去听到过许多关于Г·Д·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我十分注意地观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分手时，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我告别时，他对我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我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我们团受到重视，我十分荣幸，不过我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Г·Д·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