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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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Д·А·施密特打来电话：
“С·М·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
“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我问道。
“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37团，然后去38团，再就是你们39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
我懂得，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
中午，第38团团长В·А·加伊杜科夫给我来电话：
“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没有时间再说别的话了。我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А·В·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А·Г·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并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5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门口。从第一辆走出С·М·布琼尼和С·К·铁木辛哥。按条令规定，我向布琼尼作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助手。布琼尼一一问好。
我向布琼尼问道：
“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说呢？”他反问我道。
“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
“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
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接着他说道：
“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我发出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十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全团马匹都保养得很好，马掌也钉得很好。
С·М·布琼尼夸奖了战士马匹保养得很好，然后，就到琼加尔第6师去了。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А·И·叶戈罗夫也到我们团里来过。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口中，我了解到，叶戈罗夫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铁匠。他通过努力自学提高了文化，应征入沙皇军队后，住过军校，成为军官。在旧军队末期，他升为中校。1918年7月，А·И·叶戈罗夫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直到死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国内战争时期，А·И·叶戈罗夫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统帅。他曾指挥南线直至把邓尼金的白卫军彻底歼灭，后来他又指挥西南战线，抗击波兰白军。
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杰出的统帅А·И·叶戈罗夫曾连续领导过几个军区，1931年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参谋长。А·И·叶戈罗夫曾荣获四枚红旗勋章和荣誉革命武器。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А·И·叶戈罗夫到我们团来我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这事发生在1927年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以后，叶戈罗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得到报告说司令员来了时，我正进行例行战术作业。
А·И·叶戈罗夫想看看我们的作业情况。我们作业的题目是《骑兵团隐蔽地前出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并猛烈冲击敌人》。
一切进行很顺利，分队指挥员定下了大胆主动的决心。司令员很高兴，说了不少有趣的话，这缓和了所有在座的人的紧张情绪。
在我进行总结以后，А·И·叶戈罗夫提了几点意见和希望。我特别记得他提出的一点，他认为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祖国的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我们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
在作业结束后，司令员间我：
“你们团的动员计划搞得怎么样？”
“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团的动员计划，不过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上级还没有回答。”我回答说。
А·И·叶戈罗夫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动员计划和你们提出的问题。”
我和团参谋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我们拟制动员计划的情况并回答了司令员提出的问题。然后他说道：
“不错，很不错，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说：“我们离国境线很近，这使我们的处境很复杂。发出警报后，我们不得不在人员缺额很大的情况下开赴战场。此外，团还必须从现有人员中派出骨干去编组第二梯队。在缺额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第一次交战，这可能会影响士气。”
“确实如此，”А·И·叶戈罗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编组第二梯队部队是必须的。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必须认真备战，做好同聪明、能干且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实际上并不那样强大、聪明，那么，这样做只会使我方处于优势地位。”
А·И·叶戈罗夫对许多事都感兴趣，如紧急备用品的状况，士兵的宿舍和军官的住房等。我们报告说，指挥人员基本上住在居民家里，通常一家住一间房。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自动捐献个人财物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建设工厂。А·И·叶戈罗夫对这事也很感兴趣。
他问道：“团长自己捐了些什么？”
“我在骑乘比赛中得奖的四个银烟盒，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和一对耳环。”
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司令员看了我们大家一眼，然后说道：
“很好，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27年有个英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我们师，希望对他们经常给以指导帮助。他们给我们送了红旗。从此后，骑兵第7师被命名为“英国无产阶级师”。
当我们师长Д·А·施密特由骑兵第1集团军的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塞尔维亚人Д·谢尔基奇替换以后，师里的工作很有起色。Д·谢尔基奇立即投入积极工作并赢得了部队指挥员的拥护。我特别喜欢他对部属有严格的要求、对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不断提高深为关心。且．谢尔基奇非常关怀党生活中的各项问题，是一个称职的单一首长。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
在Д·谢尔基奇的领导下，我们师所进行的一切野外演习和参加军区的各次演习都使我们很受教育，而且每次都给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带来荣誉。我们都深深感到自己在战役战术方面很有提高，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师长。一句话，他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1930年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师长。过了一段时间，同年5月，我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
前面已经说过，我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于1924—1925年一起在列宁格勒的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彼此非常了解。他对我非常客气，我也高度评价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他在领导军事训练和人员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我欢迎他来担任师长，并且深信，他能成为有着优良传统的骑兵师的称职的指挥员。我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
我指挥骑兵团近七年。
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军区的演习，师和军的演习和军事导演，从中不仅得到实际锻炼，还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战役战术知识。作为一个单一首长，我深深理解了我们党在红军部队建设中和日常活动中的领导、组织作用。
当然，这一切得来不易，我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谁能不犯错误呢？难道那些呆板地按上级指示办事、而本身毫无创造性、主动性的人就能不犯错误吗？我认为，主要的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是否能迅速地察觉并改正错误。
过去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指挥员必不可少的品质。回顾过去，现在我承认，过去我有时确实要求太严了，对于部属的一些行为有时不能容忍、原谅。部属在工作中或行为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往往使我发火。有些人不能容忍我这一套，而我呢，很显然，对于别人的弱点太不宽容了。
当然，现在对这些缺点就看得更清楚了，生活的经验教给我许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仍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劳动上。认清这一点对军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军人必须上战场，必须不惜自己的生命，奋勇保卫祖国。
我领导的第2旅系由骑兵第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我必须仔细研究骑兵第40团的情况，这个团当时由原沙皇军队的一个旧军官伊夫列夫领导。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不喜欢骑兵这一套，但是对射击训练很熟习，而且比较注意。所以，第40团在射击训练方面总是名列前茅。
可能由于我与骑兵第39团有多年的联系，人员熟悉、亲近，所以我总觉得第39团在军事训练和组织性方面较好。但是，我明白，骑兵第40团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也很珍视该团的荣誉，如果我把第39团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的话，他们会不高兴的，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
我努力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我们常常组织这两个团的各种示范作业，如战术、射击、骑乘及政治教育方面的作业。这个方法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第2旅成了萨马拉骑兵第7师的先进旅，不止一次受到表扬。这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总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指挥员在工作中能依靠党组织，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不断提高战备水平。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只列举印象最深的一两个例子。
一天，第39团党组织书记找到我，建议在全旅范围内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在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会议上，决定进行训练法指导课，以便示范如何向最后进的红军战士讲解党对待各种复杂问题的路线。
第一课由第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Б·А·日穆罗夫进行，应该说这一课他讲得很出色。
然后，第40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主动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红军战士召集起来，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弄清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他们个人的特点，有时不能够公正对待他们的行为，结果领导丧失了威信。红军战士往往故意让这类首长为难。
应当承认，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无论对于红军战士还是首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1929年末，我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我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В·К·布柳赫尔的副职М·В·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地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我们班的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高干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首位。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М·В·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М·В·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我军条令、教令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20年代末，出版了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大脑》。在这本书中，沙波什尼科夫分析了大量历史资料，全面阐述了总参谋部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另外，他还写了《骑兵》、《在维斯拉河》等著名的著作。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我认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军队大脑”这个书名对红军来说是不确切的。红军的“大脑”从它存在之日起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对任何一个重大军事问题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参加下作出决定的。这个名称对旧沙皇军队非常合适，那里总参谋部是真正的“大脑”。
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大型战史著作，其中包括А·И·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
在这个时期，我们最有才干的军事理论家之一М·Н·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出版他的著作。М·Н·图哈切夫斯基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深入研究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战略、战役、战术的新原则，提出了军队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工农红军副参谋长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问世就获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本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当时军队的状况和发展的远景提出了大胆、深刻的见解，指出了用技术装备军队和组织军队的基本途径。关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特里安达菲洛夫写道：
“对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战术作用现在已无人怀疑。目前步兵中自动武器的增加，将来自动武器的进一步增加和改进，防御中人工障碍物的广泛运用，以及压制兵器（炮兵）落后于防御兵器，这一切将使坦克成为未来战争中一种威力强大的进攻兵器。”（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1929年，俄文版，第19页）
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进攻和防御能力的数据，研究了向战场开进、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防御战役等问题。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过早地去世了，他是1931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死亡的。很可惜，他没有能完成关于未来战争、关于苏维埃军事战略和战役学的极为重要的原则的论述。
每一个职业军人都可以在С·С·加米涅夫、А·И·科尔克、И·П·特里安达菲洛夫、И·Э·亚基尔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中发现许多珍贵的值得注意的内容。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
在高干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我记得同我争论最多的是А·В·戈尔巴托夫。当时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高干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习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当时红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如何呢？在1920—1925年，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旧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很单薄、很落后的武器装备。当时的工业还不能供给红军以现代化的技术兵器。但是，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陆军和海军的武器装备状况。
在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建立巩固的苏联国防经济基础的问题和保障红军获得新的军事技术装备问题。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新审查了旧式的步兵、炮兵和航空兵武器，以便选择其中较好的加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