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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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一万余人，而苏军只有一千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
因此，我们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它们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因为，敌人在发现我坦克部队到达后，已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开始对我坦克纵队进行轰炸。可是敌人无处隐蔽，因为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
9时15分，我们见到了坦克第11旅旅长М·П·雅科夫列夫，他随前卫营的主力前进，指挥该营的行动。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10时45分，坦克第11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
下面是一个日本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都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惶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勒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据查，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是荻洲立兵，小松原道太郎是第23师团司令官。——译者注）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争的发展不妙，于7月3日夜里即率领作战组退至河对岸。关于日军司令官及其随从人员撤离战场的情景，其司令部的小谷上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小松原道太郎将军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白昼一般。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象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坦克围住，面临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此时，在哈勒哈河东岸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箝制任务的安冈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我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哈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两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蒙军的斗志。部队的指战员真诚、热情地祝贺友邻和朋友的胜利。
在巴英查岗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11旅、摩托化装甲第7旅、蒙军装甲第8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现在，敌人只限于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8月12日，一个加强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步兵团，在22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22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
敌人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堑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敌人空军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从7月23日到8月4日被击落116架飞机），只限于对我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苏蒙军指挥部仔细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8月20日，目的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
为了进行总攻，根据第1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从苏联调来新的兵力兵器及物质技术器材。另增派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到这一线，并加强了轰炸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
为了进行这一极为复杂的战役，我们还必须从供应站沿长达650公里的土路把下列物资运到哈勒哈河：
——炮兵弹药 18，000
——航空兵弹药 6，500
——各种燃滑油料 15，000
——各种食物 4，000
——燃料 7，500
——其他物质 4，000吨
要在战役开始以前把上述物资运来，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槽车。直到8月14日以后，才从苏联调来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槽车，但这两种车辆还缺少几百辆。
运输的主要重担由部队的汽车和队列车辆（包括火炮牵引车）承担。我们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措施是因为，第一，没有别的出路，第二，我们深信我军的防御是相当坚固的。
我们的勇士——汽车司机做到了实际上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热风灼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1，200—1，300公里要费5天的时间！
在组织运输、后勤工作方面，外贝加尔军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肯定，我们无法在极短期限内建立起战役所需要的物资技术器材储备。
我们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我们将以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既无法抵挡我方歼灭性的突击，也无法进行反击。当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地段和从纵深调来部队抗击我方的突击集群（我突击集群的行动是突击敌防御阵地的两翼以达合围政第6集团军的目的）。
为了隐蔽我方行动，使行动绝对保密，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在制订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制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该计划中包括：
——媳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伪蔽调动在哈勒哈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哈河；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地勘察；
——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各军种兵种隐蔽地实施补充侦察；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
我们通过上述措施极力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没有任何进攻性质的准备措施，使敌人认为，我们进行的大量工作是为了组织防御，也仅仅是为了组织防御。为了欺骗敌人，决定一切运动、集中、变更部署只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的航空侦察和目视观察都受到极大限制。
在8月17…18日以前，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从该地发起突击，旨在使部队前出至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我们知道敌人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我们拟制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我方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批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我方军队的集中（翼侧突击集群的集中）及进入进攻出发地域的时间预定于8月19日夜间。20日拂晓前，全部军队应隐蔽地进入沿岸树丛中预先构筑的隐蔽工事内。火炮、迫击炮、牵引工具及各种技术器材应小心地用就便器材制作的伪装网遮盖起来。坦克部队应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开始之前以小群为单位从不同方向进入出发地域。坦克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因而容许他们这样做。
部队的夜间调动皆以各种嘈杂音响（飞机飞行，火炮、迫击炮、机枪及各种枪支的射击）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根据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了伪装部队的运动，我们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动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以前12…15天，我们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也许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我方进行进攻战役的消息不至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迫近，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随后的情况及我们进攻战役的全过程都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各种专门的反情报和伪装措施，以及其他造成战役突然性的措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8月战役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敌人进行仔细的侦察。许多指挥员、司令部和侦察机关在战斗行动开始时，表现出经验不足。侦察担负了过多的任务，有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侦察机关的力量分散了，有损于对重要侦察任务的完成。侦察人员由于仅根据某种征兆和推论得出一些假定的结论，往往自己把领导人员引入歧途。
当然，在过去的战斗、交战和战役中，也确有类似的推论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严肃的作战建立在可疑的情报上。在当前这一旨在合围并歼灭敌军的战役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确切的配置和数字。
由于作战地域内没有居民，这就更增加了获取敌人情报的困难（从居民口中多少能了解一些情况）。日军方面没有逃兵，而跑到我方来的呼伦贝尔人通常对日军部队及兵团的配置和数目一无所知。用火力侦察得来的情报算是最好的情报，但这些情报只能提供前沿和浅近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的情况。
我们的侦察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有关敌人防御纵深情况的照片，但是，由于敌人通常广泛地布置模型并采取其他欺骗措施，所以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并须反复核对，以分辨真伪。
由于日军对其军队配置地域进行严密的观察，我方难以采取用小股侦察群潜入敌人防御纵深的办法。
可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情况，我们还是成功地组织了侦察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
摩托化步兵第149团在侦察方面搞得很好。团长И·М·列米佐夫少校对侦察业务十分熟习，他亲自组织团的侦察。我见过И·М·列米佐夫少校上课的情况。他给侦察人员示范，如何灵活机智地设伏抓俘虏，如何利用夜暗通过敌人的战斗警戒。列米佐夫在侦察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侦察兵都非常高兴他们敬爱的团长能和他们一起操练。И·М·列米佐夫由于在哈勒哈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至于地形，对于进攻部队来说，到处都难以通行。
我们还根据具体任务，拟制了战役的党政保障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规定：保障执行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为实施当前战役集中兵力兵器而采取的措施，对国内调来的军队进行工作，向他们传授战斗经验。为了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和指挥员直接在班、排、连中积极工作。要特别重视后勤机关的工作，因为在战役中物资技术器材能否及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
苏联军队懂得，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在严竣的考验时刻援助兄弟的蒙古人民。
《英雄红军战士》报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每一期上都宣传集团军群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功及红军的战斗传统。战役一开始，编辑部全体人员主要从事印制并迅速散发传单，以供战士、指挥员阅读。
作家В·Л·斯塔弗斯基，К·西蒙诺夫，Л·斯拉温，Б·拉宾，З·哈茨列温，还有无处不去的摄影记者М·贝恩施泰因和В·捷明等都积极地为该报撰稿。我特别想提一下В·Л·斯塔弗斯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宣传工作者，一生都和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地记者。我同他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末。在1941年8月初，他来到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集团军，当时我正在那里准备实施反突击，以歼灭叶利尼亚的敌军集团及铲除敌人在此地的桥头堡。
我们见面后，相互拥抱，回忆起在哈勒哈河渡过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日子。他没有在司令部逗留，立刻去到前沿，在那里部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二天一早，他给战地报送去一篇通讯，向时给我一个便条，告诉我部队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非常可惜，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战地画家牺牲了，于1943年在涅韦尔附近的战斗中象一名战士一样牺牲了。
《英雄红军战士》报主编是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一位很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他善于团结编辑和撰稿者，并能吸引大量的战士、指挥人员、党政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报纸工作。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红星
报》编辑，在作战部队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哈勒哈河战斗。
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暖和、平静。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人到海拉尔等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
5时4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火炮则对我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哈河地域，飞机由远而近，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猛烈，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时1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敌人目标开始急袭射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时30分，我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