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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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　
　　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以后，父亲带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父亲对我说：
　　“看，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老板。你走到他跟前时，要先鞠个躬，说声：‘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我反驳说：“不，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米沙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没有答理我父亲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着我。我躬了躬腰说：
　　“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思，你好，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
　　我没有吭声。
　　“是呀，毛皮匠这个行当不错，就是苦些。”
　　父亲说：“他不怕吃苦，从小就劳动惯了”。
　　“识字吗？”
　　父亲把我的奖状递给他看。
　　舅舅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回头向门里喊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快到这里来！”
　　屋里走出两个衣着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最后走出来的是老板娘。
　　舅舅把我的奖状指给他们看，并且说道：“小强盗们，你们看看，应当怎样学习。你们是老三分”。
　　最后，他对我父亲说：
　　“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走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还可以在家再住一个星期。
　　妈妈问道：“我兄弟怎样接待你们的？”
　　“就象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
　　父亲说：“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他坐着，我们就象士兵一样地立着。”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母亲给我包了几个小面包圈，我们就去茶馆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我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我五个鸡蛋和几块饼，让我在路上吃。全家为我祈祷完以后，又按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好吧，儿子，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眼泪不住往下淌。我也差点儿哭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同妈妈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过去我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麦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我坚定地说道：“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当我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我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五年。”他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
　　我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猛然离开窗户，坐到车厢的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我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经过。
　　黎明时，我们到了莫斯科。火车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现在火车行驶这段路只需一小时多一点。车站的一切使我惊奇不已。大家都抢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杂物互相碰撞。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谢尔盖对我说：“可别多嘴。这里不比你们乡下，要处处小心。”
　　我们终于走出了车站。
　　虽然时间还很早，饭馆门前已经很热闹，卖糖水的，卖甜饼的，卖下水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它各种小吃的，不一而足。刚下车的人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吃点喝点充充饥。到老板家还嫌早，我们就决定先去饭馆吃早饭。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的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高声奏着音乐，我听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这支听熟了的曲子。几个有些醉意的顾客在跟着唱，但很不和谐。
　　出了饭馆，我们来到大多罗戈米洛夫街等铁轨马车。那时，这条街上还没有电车。就在全莫斯科电车也不过刚刚出现。在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上，有个男人无意中用他的鞋后跟碰着了我的鼻子，把鼻子碰出了血。
　　谢尔盖叔叔很生气地训斥我：“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大伯给我往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补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车站前的广场和周围的街道给我的印象不特别好。木头房子又矮又破。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多，很多人衣衫褴褛。
　　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我象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了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我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我一声不吭，心不在焉地跟着谢尔盖叔叔走。
　　马车拐向德米特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我们在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下了车。
　　谢尔盖叔叔对我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接着又说：“记住啦，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儿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我们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叔叔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他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人说了一句：“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十二岁。”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
　　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我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最公正、最有经验、最有威信。
　　谢尔盖叔叔把我领到一边，给我介绍每一位师傅和徒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米申内哥俩。
　　谢尔盖叔叔说：“哥哥是好师傅，但喝酒厉害。那是弟弟，他很节省。据说，一天三餐只花十个戈比，整天想发财。这个是米哈伊洛，他常常狂饮。领了工钱就一连大喝两、三天。能把最后一条裤子最后一件衬衫卖掉买酒喝。但他是个能干的师傅，有一双巧手。”谢尔盖叔叔指着一个高个的男孩说：“这是徒工头，是你的顶头上司，叫库兹马。明年他就满师了。那边那个卷头发的，叫格里戈里·马特维耶夫，是从特鲁宾诺村来的，还是你的远房亲戚呢。”
　　然后，我们爬上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作坊办公室。
　　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我们打了招呼，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她对我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
　　老板娘详细地讲解了我未采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还告诉我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末了她说：“好吧，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我到厨房吃午饭。我饿极了，吃得很香。可是，我却意外地又碰上一件倒霉的事。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我一下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我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真不走运，到莫斯科才半天就两次挨打。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
　　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那一天，库兹马还领我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认路，因为我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她兼任女工头）玛特廖莎又教我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我针、线和顶针。她教给我缝皮技术，作了示范，然后对我说：
　　“你如果什么地方不会缝，就来问我，我再告诉你应该怎么缝。”
　　我用心地开始学习我的第一堂劳动课。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一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十五个小时了。加班时间他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我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儿点钟才能睡觉。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起初，我很累。很难习惯晚睡觉。我们在乡下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就习惯了，也能坚强地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象永远也不会到来。
　　每个星期六，库兹马领我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我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有时也去耶稣救世主教堂）做弥撒。我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去听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子象个大喇叭。
　　一年过去了。我很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学习中遇到过不少困难。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老板就狠狠地打我们，他打人时手特别重。我们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当老板不高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会毫无道理地痛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
　　老板有时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我们也只好忍受着。
　　我们知道，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这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因为他对年幼的徒工们的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是怎样劳动的、吃得怎样、生活条件怎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我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