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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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用上级赋予的巨大职权去影响所在地区激烈战事的进程，及时纠正方面军领导和集团军领导的错误，并具体帮助他们向中央索取物质技术器材。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应当说，远不是所有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都具备同样的工作条件。许多最高统帅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们同最高统帅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必要的参谋机构和通信器材等等。这使得他们只得去利用方面军和集团军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谋人员和通信器材。
最高统帅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每天向他口头报告或书面汇报战役的准备情况和实施进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判断和有关组织新战役的建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转送给他。如果最高统帅部代表因某种原因未能在24小时内把报告送到，那最高统帅就会亲自用载波电话机问你：“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总参谋部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然后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译者注）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可是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他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他们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这些参谋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苏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而实施各宅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部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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