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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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战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虽然，为了消灭游击队，德军采取了种种凶残的手段，但人民复仇者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和巩固，苏联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尽快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却在不断增长。
游击队的上述任务及其重要性，说明游击队只能有组织地、整个兵团、整个支队地进行活动。所有的游击队和人民复仇者的地下组织都曾参加执行过这些任务。
各地平常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由我党的地下组织负责。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团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了解过去那些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从事过的英勇活动，他们组织和鼓舞了暂时处于希特勒分子统治下的苏联人起来同敌人作斗争。
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苏联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游击运动总司令部随之撤销，游击武装的领导全部转由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
在研究对战争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战略领导时，应当特别谈一谈象红军总政治部、海军总政治部、各方面军和各舰队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这样一类重要的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些机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是巨大的。值得专门详细地加以分析研究。
最近，这一任务在一系列的军事历史著述中正在获得解决。可是，编写一些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些著作要能够对战争时期政治机关多方面的活动做一些全面的探索。总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主任职务以来，成绩特别显著。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直到1945年，А·С·谢尔巴科夫还同时兼任苏联情报局局长。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时期，А·С·谢尔巴科夫属于那种善于在首都保卫者的心中燃起对法西斯匪徒炽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攻占莫斯科。
军队的整个政治工作、党对广大战士的领导和影响是通过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直接在部队和分队实现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广泛地依靠这一普遍的党政工作系统来进行工作。各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对每一部队的状况及其战斗力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力求做到，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带领广大战士前进，并坚决同惊慌失措和无组织的现象进行斗争。党政机关经常推广战斗经验，推广英勇、主动、机智以及在战斗中互相支援的先进事例。部队的政治工作不断地改进，曾起到较好效果，这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战争时期，我经常同他见面。在大多数场合，同他见面都是为解决战争指导问题而安排的正式会见。可是，甚至简单地请去吃一顿午饭，我们也总是用来谈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满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没有一点形式主义。凡是按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认真地亲自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是在战争期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的两个独立的非常机关。但是，由于斯大林既领导国防委员会，又领导最高统帅部，因此，通常不讲究形式上的那套东西。国防委员会开会时经常请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参加，同样，最高统帅部在研究某些重要问题时也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工作，好处很多：不会在研究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浪费时间，而且还可使这两个国家机构中的人经常掌握情况。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来讲，实际是负担很重的。但是，当战争正在进行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进行工作。大家都在看着斯大林，而斯大林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当战争结束和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劳动生活时，斯大林却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老了起来，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活跃，更不爱讲话，老是在思考问题。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
我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越来越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象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高统帅成功地履行了他在这个最高职位上所担负的职责。
米哈伊尔·萧洛霍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25周年的日子里对来访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得好：“不能把那一时期斯大林的活动说得一塌糊涂，并加以贬低。第一，这样做不正派，第二，这对国家，对苏联人都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为人们对胜利者不应该指责，而首先是因为‘打倒’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萧洛霍夫的这些话未必能再做任何补充。这些话是真实而又公正的。最高统帅为使最高统帅部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为党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事业中真正杰出而能干的军事助手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斯大林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色各样的世界地图。
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波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笔划清晰易辨。
在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需要先通过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工作的外间和最高统帅私人卫士长的一间小房。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不大的休息室。在电话间里备有同各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通话的电话机。
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烟卷，捏得粉碎，并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一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许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讲出来。最高统帅对谁都一样严格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
根据在战争时期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在去向最高统帅汇报之前，必须很好进行准备。如果说，带去的地图上留有某些“空白点”，汇报的都是些笼统。甚至夸大的情况，那是通不过的。他不允许想当然的回答，他要求详尽而又明确。
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弱点，并严厉批评当事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我们在拟制司令部文书时总是根据战时条件尽可能作得认真仔细些。
正当前线形势极其严重（特别是战争初期），战时条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后建立的时候，感谢总参的领导成员，他们很快便在整个总参谋部里建立了一种实事求是和富有创造性的气氛，尽管当时的工作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战争期间，我既没有失去过同总参谋部的个人联系，也没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联系，它对我在前线准备和实施各次战役有过很大帮助。总参谋部通常总是熟练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统帅部的各种训令，严格注视着最高统帅部指示的执行情况，它还领导着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工作，说理充分地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重大问题。
斯大林在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很大程度是根据派往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的，是根据总参谋部的结沦、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的。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41年2月，当时我刚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关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已经描写过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使交谈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记忆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斯大林不喜欢坐着，谈话时他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停下来，走近交谈者，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锐利。他说话声音很低，一句一顿分得非常清楚，几乎不借助手势。手里经常捏着烟斗，甚至捏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并喜欢以烟斗压理短须。他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语，并喜欢运用各种生动的对比、文学典故和隐喻。
斯大林不常发笑，而笑起来也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可是，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说笑话。他的视力很好，在任何时间看东西从不戴眼镜。写东西常常亲自动手。他书读得很多，知识十分渊博。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阅读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很难说出他具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斯大林是一个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他不够平稳。他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冲动。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出现那种情况时，他就会丧失客观态度，眼看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脸色更加苍白，目光也变得迟钝而严峻。能够经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并给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间工作。他起床的时间不早于中午12点：为了适应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要国家机关及计划部门都要工作到深夜。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疲劳。
在战前时期，我很难对斯大林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掌握知识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评价。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个人那里去，主要是研究一些关于组织方面、动员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只能重复一点，即使在战前，斯大林也曾十分关心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的问题。他经常把飞机、火炮和坦克总设计师请去，详细询问他们国内外有关上述各种技术兵器的构造情况。应该承认，他在各类主要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懂得不少。
斯大林要求总设计师和军工厂厂长（他认识其中许多人）在规定期限内生产出各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术装备，并且在质量上不仅要达到，而且要超过外国的水平。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号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列入部队装备或从部队装备中取消。这种做法，一方面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及主管红军武器装备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却促进了新设计的各种技术兵器的尽快投产。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当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队和各级首长在周密准备集团军、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战役时必须仔细研究的全部问题，这对最高统帅来说，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要同最高统帅部成员、总参谋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军、海军、后勤供应问题专家商量。
有人把军事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制订，包括炮兵进攻的方法、夺取制空权的方法、合围敌人的方法、分割被围敌军集团并加以各个歼灭的方法，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事情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敌人作战过程中，部队广大军事指挥员深思熟虑和总结经验的成果。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衷心感谢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任务，什么也可以放弃，他们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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