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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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沙波什尼科夫处，同他讲好用现有的电话线路和无线电保持个人联系。我问他对当前战局和近期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很乐意地同我交换了意见。
我至今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沙波什尼科夫，就是他常向我提出很有见地的主意。
沙波什尼科夫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持乐观态度。
这里我想打断一下叙述。战争最严重的头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损失巨大。仅在战争第一天，各边境军区的空军就损失了约1，200架飞机。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继续前进，突入我军的接合部，对我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破坏通信枢纽和通信线路。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和平民丧失了生命……
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一切就不是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计划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还需要研究，在似乎是对德国法西斯有利的总的胜利形势下，希特勒当局的企图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产的。所有这一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德国法西斯军队刚一踏上我国领土就遇到了什么呢？妨碍他们以惯常的速度前进的首先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主要是我军的集体英雄主义，是他们猛烈的抵抗和顽强不屈，是军队和人民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一旦丧失精良的武器，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会逃跑。谁也无法把武器装备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赢得大规模会战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是这样的军队，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夺取胜利的意志，了解作战的目的。意志坚定，忠于指引他们战斗的旗帜。
在这方面听听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敌人说些什么，看来是适宜的。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战争初期的，而不是后几年的，后几年里它们的作者可能受到政治的、宣传的以及个人的利益的影响。同时还要指出，在进攻苏联以前几年里，法西斯报纸、广播和文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充满着胜利的调子。在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军队在哪个战场作战或由谁指挥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正当我们遭到失败和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时候，在估计形势和战事发展，谈到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总的倾向。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苏联人民懂得，他们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法西斯德国将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东线，直到它们消耗殆尽。但是，读者将会看到，德国人在东线遭到初次战役战术失利后，他们那种胜利的调子是如何慢慢沉寂下去，而代之以惊异和失望的。
请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说的吧。
德军少将冯·希特拉尔在其《俄罗斯战争》（摘自《1939—1945年的世界大战》一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中写道：
“第6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科韦利以南地区突破俄军的边防工事，以保证坦克第1集群能进抵宽战役地区……
‘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以后，便遇上了在既设阵地上进行防御的大量敌军。这些阵地有些地方并筑有混凝土发射点。敌人在扼守这些阵地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兵力，并对进攻的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突击。
经过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以后，我们才得以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一线以西突破敌军坚固的防线，强渡斯特里河，迫使进行顽抗和不时转入反冲击的敌军东撤……
由于俄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在战斗的头几天内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损失，就已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在波兰和在西线作战时的损失。现已十分明白，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士气，以及该国的地理条件，与德国人在过去的威震全球的‘闪击战’中所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再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的工作日记中摘引几段（见《作战日记》第3卷第l册，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1年版）：
“1941年6月26日（战争的第5天）
由6月25日晚总结报告和6月26日晨报告得知：
‘南方’集团军群正在缓慢地前进，遗撼的是损失较大。‘南方’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指挥坚强有力。敌人不断地从纵深调遣新锐力量，前来阻止我坦克楔入。不仅在该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地段有敌预备队开来（这个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其右翼也有敌预备队开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战争的第8天）
……前线消息证实，俄国人到处硬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步兵少将奥特报告自己对格罗德诺地区战斗的感想说，俄军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完全按照我军战斗条令的规则作战。而在波兰和在西线，我们却掌握着一定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条令规定的原则。现在这就不许可了。
看来，敌空军对我军的影响很小……
晚间情况：……利沃夫地区的敌人一边顽强战斗，一边缓慢地向东退却。这里首次发现敌人大规模地破坏桥梁……
1941年7月4日（战争的第13天）
……在我各集团军前进过程中，敌人的所有抵抗企图，显然都要被迅速粉碎。那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将要看看，斯大林动员全国劳动者对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号召，是否能成功。这一点将决定我们用什么手段和力量去扫荡将要占领的广大的工业区……
1941年7月7日（战争的第16日）
‘南方’集团军群情况：第11集团军司令官的情绪已由乐观变成了失望。第1l军的进攻又受阻。其原因不明。第17集团军进展顺利，并已集中其先遣支队，准备在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实施突击。
1941年7月8日（战争的第17天）
‘中央’集团军群情况：坦克第2集群正在同向第聂伯方向不断实施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以其步兵和坦克在奥尔沙方向上对我坦克第2集群左翼实施了特别猛烈的反冲击。坦克第3集群前卫已在几个地方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企图击退敌军北面的反冲击，以便在维捷布斯克方向上发展突破……
……敌人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已无力构成绵密的正面。看来，红军统帅部现在将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将全部现有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实施反冲击，以便尽量疲惫德军，并尽可能在较西的地方阻止德军的进攻……
敌人组建新的兵团（尤其是大规模地组建）的计划，由于缺少军官、专业人员、火炮等，肯定是要失败的。
12点30分，元首听取汇报（在其大本营）。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前线的最近战况。然后由我报告敌情，并对我军态势作出战役判断……
最后讨论了所涉及的问题。
结论：
1．元首认为最合乎愿望的‘理想的决心是：
‘中央’集团军群应以两面钳击，合围并歼灭当面的敌军集团，从而粉碎敌人在其漫长的战线上的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当两个坦克集群到达在战略展开指令中规定的地区以后，可暂时留下霍特坦克集群（目的在于用它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或用以向东继续进攻，但将不是用来直接进攻莫斯科本身，而是用来包围它）。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到达指定地区后，应在第聂伯河以东向南或东南方向前进，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
2．元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以彻底摆脱这两城市居民的麻烦，否则我们以后将不得不在整个冬季负责喂养他们。
1941年7月11日（战争的第20天）
‘北方’集团军群情况：赫普诺尔坦克集群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并集中主力于右翼，继续准备向列宁格勒东南地区发展进攻。
……奥克斯涅尔上校报告他去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坦克集群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俄军航空兵对维捷布斯克西南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进行袭击；
2．敌军统帅部指挥坚决而巧妙。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而疯狂；
3．我坦克兵团的人员和武器损失很大。部队很疲劳……
1941年7月…山在辽阔的苏德战场上，战斗的规模和紧张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苏军意外强大的抵抗已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目的——以速决战在第聂伯河一线以西合围并歼灭红军主力，使之不能退向本国内地。
1941年7月26日，哈尔德写道：“向元首报告各集团军群的作战企图。从18点至20点15分，就丧失包围敌人的战机的问题辩论很久，争论得很激烈。”
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就东线下一步的作战定下了新的决心，即：“……应在战场中部转入防御……”
这样，由于受到红军顽强抵抗的影响，许多德国法西斯的军事领导人甚至高级领导人，露出了信心不足的征候和明显的不安。
在战争的第29天，哈尔德写道：“我各独立行动的快速兵团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加之，部队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进行长途行军和顽强的流血战斗，感到极度疲劳——所有这一切，使我各级指挥官的士气变得比较低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情绪十分低沉的陆军总司令的身上。”
直到7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还在1941年7月18日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越来越不象原来的样子了。科罗斯坚正面地段仍需以大量兵力加以扼守。敌人大批新锐兵力自北面开到基辅地区，迫使我们把几个步兵师调到那里，以改善摩托化第3军各坦克兵团的态势，然后替换它们。结果，‘南方，集团军群的北段被牵制的兵力比我们希望的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
从哈尔德日记中可以看出，德军早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几个星期内，即已遭到很大的损失。试举数例说明：
1941年7月20日，陆军总参谋部向最高当局报告：“……各坦克兵团的战斗实力如下：坦克第16师不到编制额的40％；坦克第11师约40％；坦克第13、第14师的情况稍好些。”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部队。
还可以从英国著名军事作家约翰·弗·富勒的著作中摘引几段。他在其《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引用了法西斯德国报刊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同样能说明问题。
“早在6月29日《国民观察报》就有篇文章指出：
‘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
7月6日《法兰克福报》也刊有类似的文章，其中写道：‘德军的闪击战通常在西线造成的精神上的瘫痪，在东线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反而企图包围实施钳形攻势的德军。’
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和战法，对德军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伤脑筋的。
就象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全面抵抗。’
原来，俄国人并没有象德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全部军队部署在国境线上。而且很快还发现德军自己在判断俄军预备队兵力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对俄战争开始前，德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第五纵队’来做的。但在俄国，虽然也有不满分子，却无‘第五纵队’……”（约翰·弗·查·富勒：《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
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一个来月所遇到的真实情况。确实，这完全不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原先指望的那种情况！以上各段引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看法。现在再补充若干事例。
仅仅在对苏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顺便指出，从1941年6月至12月，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以外的其它地方，总共只损失了约9，000人。当夏季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上共伤亡近80万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战争初期对我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知道，敌人的作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因为它已作战多年。主动权也在它手里。敌人在主要方向上的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超过我们，因为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几年前就对侵略军加速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用以进行首次突击的经济和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欧洲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均已落入它的手中。
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情况，就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全速开动它的战争机器时，还远远没有用完原先为侵占欧洲所准备的一切。于是，这些巨大的潜在力量就被用来投入对苏作战。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了——我们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需要进行几十倍的努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取主动权，摧毁其暂时的优势，并在各个方面超过它，把它赶出我们祖国的领土，然后帮助欧洲各国人民砸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给予优势敌人的英勇抵抗（首先是佩列梅什利、斯摩棱斯克和叶利尼亚地区的激烈会战，以及在基辅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会战）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些会战中，希特勒德国的与战争进程直接有关的各项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和政策，它的整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面前，出现了许多希特勒德国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9月10日，我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启程去列宁格勒。行前，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铲除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进攻战役的组织和成功实施，战争头5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异常复杂的工作，对于我提高战役战略指挥能力和掌握各种实施战役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司令员，要顺利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我深刻体会到，谁能对所属部队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善于向部队讲明战争和当前战役的目的，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英勇作战，不畏艰险，信任部属，谁就能打胜仗。
及时地掌握敌军及其指挥官的弱点，看来也是获得战斗或战役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德军指挥官和军队特别墨守成规，缺乏主动性，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因此，一旦情况变了，它们就束手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