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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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征召我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板请假回到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第二章 当兵
1915年8月7日，我在本县——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县城应征入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
我被选送到骑兵部队。我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我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我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很多人羡慕我。
一个星期以后，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我就与同乡们分手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和我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我们被装上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我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俄想，我经受过生活的锻炼，我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每个车厢装了四十个人。货车车厢没有客运设备，一路上我们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谈心时哭了；也有人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已是夜间。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我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往哪儿。看来这个上等兵是个好人，他和蔼地对我们说：
“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好象为了证实他的话，纵队先头传来了队长的宏亮的声音：
“队列中不准说话！”
我的新朋友科利亚·西夫佐夫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这就是士兵生活的开始。”
走了三个小时，停下来小休息，我们都已经累得够呛。快天亮了，想睡得要命，屁股刚一着地，鼾声立刻就从四面传来。
但很快队长又发出了口令：“集合！”我们继续向前走，一小时以后才到达军营。我们被带进兵舍，按指定床位，睡在什么也没有垫的铺板上。得到通知说，可以休息到早晨七点钟。这里已经住有一百人左右。风从墙缝和被打坏的窗口往里钻。可是连这样的“通风”条件也没有起作用，兵含的“气味”还是很浓。
早饭后，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我们现在被编入后备步兵第189营。这里将为后备骑兵第5团组建队伍。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要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我们领到了教练步枪。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宣布了各项内务制度和我们的职责。他严格规定，我们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将押送惩戒营……他说起话来一字一顿，斩钉截铁，不断挥舞着拳头。一双小眼珠里进射出一股凶狠的目光，好象我们都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
士兵们都说：“嘿，别想这个家伙给你好日子过啦！……”
一位上士走到队列跟前。班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
上士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排长马利亚夫科。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班长所解释的一切，所以，你们将会忠诚地为沙皇和祖国效劳。你们如果擅自行动，‘那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一天的队列教练开始了。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按照口令做好每个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但是，要想使长官满意，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表扬，那是很不容易的。排长吹毛求疵，因为有一个兵踏错脚步就罚我们全排重做。结果，我们最后去吃晚饭，汤都凉了。
第一天的印象，就叫人难受。大家都很想早点躺下睡觉。可是，排长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偏偏命令我们集合，宣布明天要带领我们参加全体晚点名，所以，今天必须学会唱国《上帝啊，保佑沙皇！》信我们一直学到深夜。早晨六点钟就又起床出早操了。
每天生活很单调，就象两滴水珠一样的完全相似。第一个星期天到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洗个澡；可是，又被叫去打扫操场和军营，一直扫到吃午饭。“午睡”后，又是擦枪、补衣服、写家信。班长警告我们，不得在信里对任何事情表示不满，因为这样的信件检查官一概要扣发的。
习惯士兵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生活也没有怎么使我们过不去。经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大多数都已经对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感到习惯了。
第二训练周末，我们排接受连长、上尉沃洛金的检查。听说，他很喜欢喝酒，当他喝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被他看到。从外表看，我们连长比起其他军官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他对检查我们的军事训练毫无兴趣。检查结束时，他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因为“向上帝祈祷和为沙皇效劳，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在开赴后备骑兵第5团以前，我还看见过我们连长几次，记得有两次是在他喝醉酒的时候。至于第189后备营营长，我们在整个受训期间，一直就没有见到过他。
1915年9月，我们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我们的列车经过巴拉克列亚后，抵达萨文策车站。这里正在准备为前线骑兵第10师运送补充兵员。到月台上来迎接我们的，是穿着新制服、仪表端正的骑兵军士和司务长们。他们有的穿骠骑兵制服，有的穿枪骑兵制服，还有的穿龙骑兵制服。
经过分编以后，我们——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人、莫斯科人和几个沃罗涅日省的人，被分配到龙骑兵连。
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被分配到骠骑兵连。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骠骑兵制服比较漂亮。我们还听说，那里的军士比较好，主要是他们讲人道。因为，在沙皇军队里，士兵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军士手里的。
隔了一天，我们领到了骑兵服装、马的装具，并每人固定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深灰色的烈性牝马，名叫“恰谢奇娜娅”。
当骑兵比当步兵有趣，但要艰苦得多。除了一般的课目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和一天刷三次马。起床已经不象步兵是六点钟，而是五点钟；睡觉也比他们晚一个小时。
最困难的是乘马训练，即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矛和马刀。学骑乘时，很多人两腿都磨出了血，但也不敢发牢骚。官长们老对我们讲这样一句话：“好汉子，忍着吧，你将成为一名好长官的。”我们一直坚持锻炼，直到能在马鞍上牢牢坐稳。
我们的排长是上士杜拉科夫（俄文杜拉科夫的根词是且杜拉克，即“傻瓜”，的意思。—一译者注）。其实，他并不傻。作为长官，他要求下级十分严格，但从来不冤枉一个士兵，处理问题一贯很审慎。可是，另一位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却和他完全相反：性情暴躁，大喊大叫，喜欢打人。老兵们说，他曾经打掉过好几个士兵的牙齿。
他教练骑乘时，表现得特别残暴。这一点，在排长短期休假期间，我们体会最深。博罗达夫科代理排长时，毫无约束，肆意妄行。随便侮辱当兵的！
白天操课时，他搞得大家精疲力尽，他特别爱整那些入伍前在莫斯科住过和工作过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有学问的人”，太聪明了。夜间，他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遇见值日兵打盹，就狠狠地揍一顿。士兵们都被逼得气愤到极点。
有一天，我们事先商议好，悄悄地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他走过时用马披蒙上他的头，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一来，军事战地法庭是不会轻饶我们的。就在这个时候，排长回来了，他打了一个圆场，把一切都搪塞过去了。后来他还请求上级把博罗达夫科调到别的骑兵连去了。
1916年春季，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骑兵了。我们接到通知，即将编成补充骑兵连，但在开赴前线前，基本上仍按野战训练大纲继续训练。下届应征的新兵已开到我们的驻地，我们准备搬往拉格尔村。
从训练成绩最好的士兵当中挑选了30人，准备培养当军士。我也被选上了。我不愿意去教导队，但是，排长说服了我。我衷心地钦佩他的才智、正派和爱兵态度。
他对我说：“朋友，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学些军事，这对你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
他想了一想，又说：“我就不急着再上前线去。我在前方呆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遗憾，十分遗憾，我们的人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心里在想，而且已经流露出来一个士兵的天职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我感谢他的忠告，并同意去教导队了。该队驻在哈尔科夫省伊久姆城内。我们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共计约有240人。
我们分别住进了民房，不久就开始了训练。我们运气不佳，没有碰上一个好长官。现在的这个上士比博罗达夫科还坏。我记小得他的姓了，只记得，士兵都叫他“四个半”。他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右手食指短了半截。但是，这个短手指并不妨碍他一拳就能把士兵打翻在地。他对我并不比对别人更喜欢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不打我。可是一抓到我一点小小的过错（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就对我施加各种惩罚。
谁都没有象我这样，曾经那么多次地“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从马厩背过那么多袋的沙子到野营帐篷，那么多次地担任过节日值班。我懂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非常愚蠢的和凶狠的家伙对我的仇恨。但是，我得意的是，他在操课方面怎么也挑不出我的毛病。
他后来也相信怎么也整不倒我，便决定改变策略：由于我在军事训练方面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他就想干脆不让我参加训练。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帐篷去，对我说：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有个性、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军事不吃力。你是莫斯科人，是工人，为什么还要你每天去参加操课，跟着去流汗呢？你以后就当我的非编抄写员，负责填写值勤登记表，统计到课缺课人数，和执行其它的任务。”
我回答说：“我到教导队来，不是为了要当一名负责承办各种事项的职员，而是为了要认真地学习军事和当一名军士。”
他发怒了，并威胁我说：
“你等着瞧吧，我叫你永远也当不上军士！……”
6月份了，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快要开始考试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教导队里成绩最好的一名，毕业时应授予下士军衔，而其余的人，只作为准军士，即军士衔的候补人员从教导队毕业。我的同学们都不怀疑，我应该是第一名，毕业时一定会获得下士军衔，并且以后会找到班长的空缺的。
但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毕业前的两个星期忽然宣布，由于我不守纪律和冒犯直接长官，把我开除出教导队。大家都很清楚，“四个半”已决定跟我算总帐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援助也是完全意外的。有一名志愿入伍者斯科里诺也在我们排受训，他是我来教导队前所在的那个骑兵连副连长的兄弟。他学习很差，也不喜欢军事，但是，他是一个叫人喜爱和容易接近的人。就连他，也被我们的“四个半”打过。斯科里诺立即去找教导队长，向他报告了对我的不公正的处理。
队长下令叫我去。我相当害怕，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军官们讲过话。我心想：“这一下完蛋了！看来，惩戒营是躲不过去了。”
我们很少见过队长。只听说过，他因为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官，得过几乎所有的各级乔治十字勋章。战前，他曾经在某地一个枪骑兵团超期服役，任司务长。我们只是有时晚点名时见过他，听说，他由于重伤，现在还有病。
我很惊奇，我所看到的这个人，眼睛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热情，脸也很朴实。
他问我：“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顾利呀？”并指指凳子让我坐下。我照样站着，不敢坐。他说：“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象是莫斯科人？”
我回答说：“是的，阁下！”我尽量大声地说清楚每一个字。
他很温和地对我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坦面写着，你在四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十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是真的吗？”
我回答道：“阁下，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的，就赴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够这样做。”
然后，我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情况。
他仔细倾听了我的申诉，最后说：
“回排去吧，并且准备考试。”
我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但是，毕业时我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现在，如果要评论旧军队的教导队，那末应当说，一般说来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特别是队列训练。每一个毕业学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许多旧军队的军士在十月革命后能成为红军中精通业务的军事首长，这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那里的教育工作，它的基础是强迫纪律。它不教育未来的军士学会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只追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