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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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A·布德别尔格于1919年5月在日记中的记述：
　　“……毫无疑问，在西集团军方面主动权已落入红军手中。我们无力再进攻了，部队连滚带爬向后撤，什么也守不住……从地方动员来的人在撤退中纷纷逃回自己的村庄，他们带走了衣服、装具，甚至武器……红军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在于，他们不怕补充老兵，老兵不必再训练，而我们不敢这样干，象见鬼一样的怕，我们被迫只征召十八、九岁不懂事的娃娃……”
　　在后面他写道：“战线被突破了，纷纷后退。现在要考虑的是，能否保住乌拉尔……”（布德别尔格·阿列克谢男爵：《自卫军日记（高尔察克的历史）》，《浪潮》，1929年俄文版。）
　　在东线胜利反攻的时候，乌拉尔斯克的情况却严重，哥萨克白匪围攻乌拉尔斯克城，并切断了它与南部军队集群的联系。被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未放弃乌拉尔斯克，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列宁密切注意着东线的每一情况，于6月16日打电报给М·В·伏龙芝：
　　“请向乌拉尔的同志们转致我对保卫被围的乌拉尔斯克50天的英雄们的热烈敬礼！请他们不要泄气，再坚持几个星期。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雄事业一定胜利。”（《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35卷第398页。）
　　М·В·伏龙芝立即下命令把恰帕耶夫的第25师调往被围的乌拉尔斯克地域。于是，由传奇英雄В·И·恰帕耶夫率领的这个光荣的师即出发去支援乌拉尔人。
　　我们的莫斯科骑兵第1师（当时我在该师）归М·В·伏龙芝指挥。我们向希波沃车站地域开进时，得知恰帕耶夫师已进抵乌拉尔斯克。我们的战士情绪高昂，大家深信，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将被打败。
　　我们团在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与敌人第一次交锋。敌人进行顽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白匪在数量上比我们多。我还深深记得离希波沃站不远的这次激烈的战斗。
　　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向我们冲来。当他们已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隐蔽在路堤后面的我骑兵连携带一门大炮突然冲了出去。炮手们——这些英勇的小伙子，在疾驰中架好了炮并对白匪翼侧进行轰击。哥萨克白匪惊慌失措。炮手们准确的射击继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最后，白匪支持不住了，向后窜逃。对哥萨克的这一仗很成功，鼓舞了我们骑兵战士的士气。
　　6月上旬的战斗特别激烈。我们师打得十分英勇，但向乌拉尔斯克推进的速度很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鼓舞人心的消息：恰帕耶夫师打垮了白匪，进入了乌拉尔斯克城并与该城守军会合了。
　　在保卫乌拉尔斯克的战斗中，我荣幸地见到了М·В·伏龙芝。当时他亲自指挥整个战役。
　　М·В·伏龙芝和В·В·古比雪夫一起到恰帕耶夫的第25师去。他经过我们团，和战士们随便聊天，关心他们的情绪、给养和武器，询问战士村里亲人来信说什么，战士们有什么要求。伏龙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战士的心。
　　伏龙芝十分亲切、热情地向我们谈了列宁的情况，还谈到列宁对乌拉尔斯克地区情况的关切。
　　然后М·В·伏龙芝说：“嗯，现在我们的情况不错，已打垮了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匪，很快我们就能打垮其余的反革命。我们将打垮高尔察克，解放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其他被干涉军和白匪盘踞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重建我们的祖国！”
　　后来，我们常常回忆起这一次的会见……
　　1919年3月以前，我还属于党的同情者小组，准备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确定入党预备期。直到现在我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当时的团党组织书记特罗菲莫夫和政委沃尔科夫（很遗憾，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记不得了），他们曾帮助我深入地理解党章和党纲，培养我加入俄共（布）。
　　骑兵连里党的同情者小组共五人。尽管人数不多，特罗菲莫夫和沃尔科夫同志一个星期到我们这里来不少于两次，和我们谈国内、国际形势，党在前线斗争的措施等。这些谈话时间很长而且很有趣，特别是当谈到布尔什维克与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市里的激烈斗争时，十分有趣。
　　当时红军的党政机构刚建立。虽然，在陆军和海军中工作的已有7，000多名政治委员，他们依靠党支部团结了50，000多党员。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确定政治委员的职权，统一军队中领导党和政治工作的党组织，统一军队中一切极为有益的和必要的党政活动。1918年末，俄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的特别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在军队中培养对敌斗争中的铁的纪律、勇敢和大无畏精神。根据这一决议，废除了在建军最初期实行的由党组织对军队全部生活进行监督的职责。
　　党通过政治委员，以及海军和陆军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处，在军队中贯彻其政策。这些政治处既是隶属于军事领导人的军事行政机关，也是隶属于党、用以团结军队中党员群众的党的机构。
　　1919年3月1日，我被吸收入党，成为俄共（布）党员。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这一天，我终生难忘。从此以后，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服从于党员的义务，而当投身于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搏斗的事业中时，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牢记我们党的要求，要成为无条件服务于人民的榜样。
　　不久，我们师调离希波沃车站地域，去消灭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附近的白匪。1919年8月，我们骑兵第4团被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当时我们师没有卷入直接的军事行动，而是进行战斗训练。
　　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同姓的师政委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朱可夫。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清晨，我经过露天练马场时，看见一个人在那儿“调教”马。走近一看，是师政委。虽然我对骑术和调教术都很在行，但仍想看一看，师政委是怎么调教马的。
　　师政委没有注意我，他正满身大汗训练马左跑步。但不管他怎么使劲，马总是乱跑，不迈左脚，而是先踢出右脚。我不禁大声喊道：
　　“把左面缰绳拉紧！”
　　师政委一句话没有说，把马放慢步，向我走来。他跳下马来，问我道：
　　“好吧，你试试！”
　　我二话没说，蹬着马蹬子上了马。我骑着转了几圈，熟习一下马的性子。然后，我扯紧缰绳，让马左跑步。跑了一圈，跑得很好，我又跑了一圈，还是很好。又换成右跑步，也不错，再换成左跑步，马的步子一点不乱。
　　“小腿要夹紧”，我带着训导的口吻说。
　　师政委笑了笑，他说：
　　“你骑马有几年功夫啦？”
　　“四年，怎么啦？”
　　“没什么，骑得不坏。”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政委问我，在哪儿当的兵，哪儿打过仗，什么时候调到这个师来的，什么时候入党。他又谈到他自己，他当骑兵十年了，从1917年就是党员。从旧军队他拉过来一个骑兵团的大部分，加入了红军。一切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的政委……
　　顺便提一下，规定政治委员职责的第一批工作细则中，有一本是由М·В·伏龙芝领导的我们南部军队集群的政治处拟订的。这本工作细则指出，军队政治委员是工农政府的代表，应在军队中贯彻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和政策，严防异己分子侵犯工农群众的利益，注意培养革命纪律，监督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战斗命令。
　　政治委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鼓动，而首先是体现在个人的战斗榜样和身体力行中。政委必须了解一切作战号令，参加命令的拟订工作（在作战问题上指挥员有决定权），仔细研究军事。通常，政治委员应在战斗以前召集政工人员和党员，向他们说明指挥员规定的任务，并亲自到战斗中最危险和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去。在国内战争时期，军队政委的称呼和形象充满了传奇性的荣誉。
　　我后来还不止一次见到过政治委员Г·В·朱可夫，我同他谈到前线和国内的情况。有一次，他建议我去搞政治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不过我告诉他，我更乐意干军事工作。于是他建议我进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我非常乐意去，但结果未能实现。
　　我们附近的扎普拉夫诺耶村被白匪突然占领了，这股白匪是从黑亚尔和察里津之间某地渡过伏尔加河的。于是战斗开始了，当然就谈不上学习了。
　　在高尔察克被打败及其残余部队退到西伯利亚之后，协约国并未放弃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现在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西方给邓尼金部队源源不断地送去武器、装备和粮食。
　　法国和英国政府搜罗逃亡的白匪军官和被关在德国俘虏营里的俄国士兵，编成几个支队。德国当局放回俄国俘虏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需参加志愿部队同红军作战。
　　但是，他们玩弄这些诡计也没有能捞到多大的好处。这类“志愿者”的大多数一遇到适当机会，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死心踏地同我们为敌的，只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并认为同苏维埃政权为敌是他们切身事业的人。而这样的反苏维埃分子是为数不多的。
　　1919年夏天，邓尼金的部队成为一支巨大而危险的力量，其中一些部队全部由军官组成。协约国虽然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邓尼金身上，但对高尔察克的部队仍抱有幻想，企图重新把他们扶植起来，让他们在适当时机从东面进攻红军。在北方，米列尔白匪军正在准备新的进攻。协约国也给他们运去大量军用物资。协约国的船只在返回本国时，装满了毛皮、鱼类、木材及其他我国北方极其丰富的物资。
　　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拉拢我国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参加进攻。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富农的反革命组织在我国后方组织了暴动、叛乱、破坏活动和怠工。向前线运送部队的铁路线，以及往前线和后方运送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工作经常遭到破坏。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工人开赴农村征收粮食。农村贫农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贫协），他们援助了工人。
　　列宁写道：“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16小时，每星期领得1/8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63页。）
　　反苏特务机关利用欺骗和造谣，极力破坏人民对党和政府，对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很遗憾，初期他们的阴谋有时还曾得逞。尤其在那些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遭到肆意践踏、因而一些不坚定的居民产生动摇的地方，更为猖狂。
　　我愿意在此抄录一封佰，这是我在察里津附近收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写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亲爱的朋友格奥尔吉！自从你参加红军以后，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应征入伍了。我又不走运，没有能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往沃罗涅日省的征粮队，征收富农手中的粮食。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是，我是一个兵，我会打仗，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也可以代替我在这儿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和分歧吧：我过去曾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人民的朋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利益而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现在，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是下流痞！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富农的朋友，他们是一切反苏活动、土匪活动的组织者。
　　前几天，当地的富农在隐藏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指挥下袭击了我们护送运粮马队的征粮队警卫，他们残暴地杀害了我们的警卫人员。他们杀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柯利亚·加夫里洛夫。他生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谢苗·伊万尼申被他们戳瞎了眼睛、砍断了右手抛在路旁。现在他的情况很危险，大概快死了。真可惜，他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快活的舞蹈家。我们全队决定，一定要报仇，给这般魔鬼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记住一辈子。
　　你的朋友帕维尔”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帕维尔·朱可夫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才得知，他在坦波夫省某地死在富农的手里……
　　列宁、党中央和政府考虑来自南方的新的严重威胁，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决定。
　　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全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防问题和南线的形势方面，当时南线是共和国的主要战线。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结论反映在列宁起草的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7月4日В·Н·列宁出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当时重新提出了红军吸收旧军事专家的问题和对他们应采取关切态度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按部就班地和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克服了该死的游击习气而成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最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57页。）
　　回忆同旧军队的军官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人民的诚实、善良并忠于祖国的儿子。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当需要献出生命时，他们总是处之泰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们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对待战士。他们举止有些孤癖，同红军战士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做到既是指挥员、首长，同时又是士兵年长的同志。
　　我记得在党组织里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同旧军官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尽力对他们表示广泛的信任。当然，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些空谈家，他们认为“军事反对派”是对的，认为旧军官都是白匪分子，认为这些旧军官是不可能习惯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会把坚持条令规定和纪律与农奴制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