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文字全集-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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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2006。8。3 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
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
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
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著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甚至荒谬的提出政府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我想请问像你们北大校友陆昊之流到底是改革的受害者呢，还是假改革之名对民众施以毒手的侩子手呢？我想请张维迎等诸君高呼“善待企业家”之余，能否先考虑“善待北京市民“呢？我很沉痛的向北大校友高呼，某些不肖的北大师生正在一步一步的玷污着北大百年清誉，而成为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发源地。但我宁愿相信张教授等学者一贯心怀国家大业，一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毒大米等等丑闻，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一句呢？一家不扫何以扫天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精英们不能再忙着做企业顾问或出台企业家论坛奢谈民族兴衰大计了吧！我想你们应该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为了你们口中的信念。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制度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风气败坏、秩序混乱、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
年年岁岁，民间对于澄清吏治冀甚殷。最近中央严厉整肃官场各种恶劣，而对于生活腐化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理，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我们呼吁各方有识之士，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不仅要清除制度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社会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能够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绝不为作奸犯科官员寻找借口开脱。政府此时更应该维护党纪国法，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方是天下社稷之福。
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
2007…1…9 郎咸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思想以来，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使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某段时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被特殊利益集团歪曲，造成大量腐败产生，社会道德出现堕落。
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严重桎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因此，胡温体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如何在邓小平第一阶段成功的改革基础上，回归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本质，在新的时代用更多务实的方式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决策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针对时弊，继承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再延续。
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中国高层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独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国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
在我看来，这一次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重大共识。
如果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的交易就不可能市场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
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讲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是中央政府吗？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
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甚至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不可避免的次优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存在的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等危害商业环境的问题，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温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抓，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才能达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40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选择道义清白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
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反腐是全民和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国外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纳闷地问，为什么一个反贪的政府会出现打压本应是反贪重要力量的媒体的情况？在我看来，一些媒体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某些地方“腐败铁三角”的打压。
2006年2月，我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财经郎闲评》，被当地的腐败势力所关闭，原因很清楚，就是我揭发和抨击了腐败的铁三角。我做了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批评当地一些医院的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