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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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神圣而又神秘的中南海，来到紧靠紫光阁的工字楼。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
　　何开荫汇报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余国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思路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对于总理‘要从长计议’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前仍处于治理整顿期间，不宜采取大动作；而且对这个思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议，你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措施方案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先搞试点。最好在一个县范围内试点，或者先搞一个乡镇也行。如果试点成功，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国耀的话说得何开荫格外的振奋。只是考虑到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南海，接下这么大个任务，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就问：“能不能请总理签一个文字意见，这样我回去好有个交待。”
　　“不合适。”余国耀解释说，“如果领导签字后，那就变成中央的意图了，不仅你们安徽可以搞，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搞，都搞就会出乱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试点，效果会好一些；别人没有这个思路和设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芦画瓢，就不一定会搞好。”
　　何开荫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余国耀又鼓励道：“农业‘大包干’就是你们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先搞起来的，一个小岗村试点成功，很快就风行全国。从这一点看，只要符合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个村试出的好办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广的。”
　　谈到大包干，何开荫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一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对大包干的一种完善和发展。想到社会上正在刮起的这股企图否认大包干的“左”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国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改革是没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余国耀很赞同何开荫的看法。在农村改革的话题上，两人有着很多共识。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个身居要职，一个不过是地方上的高级农艺师，两人却十分投缘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十分兴奋。
　　临了，余国耀握着何开荫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说：“希望安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何开荫点罢头，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余国耀约他汇报工作，提出那些想法，并不是余国耀的个人行为；而他何开荫，却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当时他是无法代表一个“安徽”的，就连一个乡一个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国耀临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开荫暗自下了决心，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他相信，安徽在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步改革的历史，也一定会从安徽的大地上写起！一九九一年四月，经过又一番深入的调查取证，何开荫拿出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
　　他在这个《设想》中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十项措施。
　　这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已经是错综复杂的，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推进的。为此，他分别就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劳动力转移制度、科技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然，整体推进，不是要齐头并进，更不意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明确指出，要将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这些改革措施，他设计得已经十分具体。比如，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上，他建议给农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可以有偿转让，可以作价抵押参与集体经营，部分地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比如，实行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他认为应该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交纳公粮，取消定购，一定三年，不增不减，税人国家，费归乡村，严格收支，账目公开等等。
　　他的许多改革设想，大都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这多半与他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有关，深谙农民之道。
　　待书面的汇报材料一打印出来，他就通过省委书记卢荣景的秘书刘学尧和余焰炉，省长傅锡寿的秘书方宁和翟庆党，首先送给了省委、省政府这两位主要领导。当然，他也及时分送给了有关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
　　一晃，三四个月过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报告，竟然一直没有任何动静，这使得何开荫开始惴惴不安。
　　他想，这显然与省农委办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见的“论证报告”有关。可是，他已经在报告上把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负责人约见他时的建议，和传达的李鹏总理的讲话，都作了说明呀！
　　何开荫如坠五里雾中。
　　这年七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何开荫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长春市参加一个由《农民日报》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问题研讨会”。而且，就在这之前，《农民日报》已经把他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刊登在了《农村情况》上，并特地写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进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抬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一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你买票了？”何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会你不能去！”何开荫说：“刘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一个愣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一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一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一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一个政府办公厅的一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开荫刚走进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你来一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你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一锤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和体改委主任，一一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千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一场。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冬去春来，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说得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
　　读着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渗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你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一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一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一趟，现在请我不如叫你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