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6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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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给省长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都留足了面子。话虽说得比较温和，但毕竟一锤定音，因此，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就得以继续下来。
到了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锡寿已经丧失了对太和县改革的发言权。他被免去安徽省省长职务，消息来得是很突然的，那天，他刚从欧美出访归来，人还在合肥骆岗机场，就宣布了中央要他提前从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决定。据说，这是因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对他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的意见太大。这一天，中央将了解中国农民、更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派至安徽，担任代理省长。
了解回良玉经历的人都知道，自打他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榆树县农业局，以后整整三十年，就没远离过一个“农”字。从公社书记，农牧厅长，到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位够格的农业专家了。
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对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次年二月，在正式就任安徽省省长后，他召开的第一个省长办公会，作出的第一项省政府的决定，下达的“一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改革的经验，在淮河两岸二十多个县市的范围迅速推而广之！
其实，也无须像省委书记卢荣景说的那样，“秋后看看效果再说”，还没有等到秋后呢，那一年的午季就已见分晓。太和县自从搞了农村税费的改革，只用了半年时间，便一举创下这个县建国四十五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全县三十一个乡镇、九千一百六十八个村民小组、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九户农民，午季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五天！
望着多年不见的，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的长蛇阵，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他们说：“过去，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向农民要钱的部门多，向农民要钱的项目多，向农民要钱的数额多，多得连咱这些当干部的也闹糊涂。现在好了，交多，交少，大家都清楚；从前一年忙到头，催钱，催粮，催命，年三十晚上还上门，今天咱是彻底解脱了，又落个清净；从收粮到结账干部两头不沾钱，更落个清白！ ”
干部清楚了，清净’了，清白了；农民也因为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放了心，称了心。
这年的秋季庄稼虽然受了旱灾，但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前后也只用了十五天！
这一年全县共征粮六千五百二十七万七千公斤，比原先国家下达的定购任务还超出了一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公斤！如扣除价格因素，农民的税外负担就较过去减轻了一半还多。尤其是，全县大胆地放开了粮食的市场与价格，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单商品粮这部分就让农民增加收入一亿五千万元，全县人均增收就达到了一百二十元！
改革前一年，太和县因为反映农民负担闹到各级党委政府去的，还多达九十三起，五百多人，可是改革的一九九四年，全县两千九百六十九个自然村，一百三十二万农业人口，再无一人因“农民负担过重”去上访的。
说到上访，阮桥乡马王村马庄的马克中早先是远近闻名的。仅九三年，马克中父子就因负担过重和征缴特产税问题，两次从县告到省，直告到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实行税费改革后，家家一张《监督卡》，户户一本明白账，马克中领着一家人放心大胆地精耕细作，结果，人勤地不懒，午季，秋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带头完成上缴任务后，喜笑颜开地说：“农业税费征实，一切放在明处，任何人不敢再乱收乱摊乱掏腰包，干部不贪污，粮站不压价，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增加了收入，还上哪门子访呢！”
当然，好事多磨。太和县取得如此喜人的成绩，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在他们开始税费改革的那一年，正赶上全国推行国税地税分税制的改革。实行了中央财经集权之后，中央政府的好处那是立竿见影的：九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是九百五十七亿，九四年当年就猛增到两千九百零六亿，差不多增加了将近两千亿；而九三年地方财政收入已是三千三百九十多亿，改制当年就减少到两千三百十一亿。这只是财政收入方面的情况。改制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情况也是恰恰相反的：九四年中央财政只比改制前的九三年多出四百四十二亿，仅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亿；而地方财政却一下猛增了七百零八亿，高达四千零三十八亿，几乎就是中央财政的两倍多！
在这种税制改革的一加——减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全变成了“吃饭财政”，许多地方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难以保证。
政府财政的日子不好过，也不能再把这种困难转嫁到农民头上，动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心。太和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消肿减员”的办法，大力压缩办事机构和精简富余人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税镇当年就辞退聘用镇村干部九十八人，第二年又接着往下减。与此同时，全县还进行了粮食购销办法和乡村财务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村干部劳动保险、科学种田和加强市场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千方百计调动起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期间，有许多事情却又是太和县委和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你一个县搞税改，封死了增加农民额外负担的一切“漏洞”，可是他们改革试点的第二年，国务院却明文规定农民人均增加二十五元的“双基教育费”，许多中央机关也都只给任务不给经费地相继下达了各自的“达标”项目。
这些全是“红头文件”，下面都是必须执行的，太和县不可能不执行来自中央机关的这些硬性规定，就不得不对原有的改革方案作出相应的调整，不得不专心地增加了诸如教育、卫生、武装、档案、统计在内的一些新的征收项目，使得“一次征、一税清、一定三年不变”的承诺，打了折扣。
然而，即便就是这样，农村的税费改革，改与不改还是大不一样。太和县出现的喜人的变化，还是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广大农村引起了巨大反响。太和周边的蒙城、利辛、临泉等县不但仿效起来，偷偷摸摸闹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也不用再躲躲闪闪了，就连当初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还为这事争论不休的涡阳、颍上两县的四大班子，这时也全都看清了税改的好处，戮力同心地搞起了“正税除费；的改革试验。
对太和县闹起的税费改革，在省城合肥，有一个人一直忧心忡仲，放心不下。午收前后，他都去了太和县。这人便是曾经斥责何开荫“乱出主意”的省财政厅农税处长张光春。他担心这种改革搞乱了对农业税的征收，他这个农税处长最后会不好交待。
他是提心吊胆地跑到太和县去探听虚实的。结果，他意外地发现，先前自己的那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想想当初在论证会上，自己竟是那样冲动，指名道姓地指责何开荫，张光春竟觉得实在对不住人家。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有意见，有看法，就当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如今知道是自己错了，倒也是个知错就改的爽快人，回到省城之后逢人便宣传：“太和的那个办法就是不错！”
安徽省太和县改革农业税费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国家财政部农财司就来了人，要去太和实地考察。他们先到省城合肥，也只同系统内的财政厅农税处取得联系；下到太和县后，一不惊动县领导，二不给乡镇长打招呼，只要求县财政局派人派车，专门跑偏僻的地方、穷地方，直接进村人户，向农民面对面地调查。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想更加客观地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别人的话，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但陪同下去的张光春的现身说法，却起了不小的作用。一路之上，张光春不停地在宣传税费改革的好：处。他说，农民负担较过去减少了一半还要多，财政反而增加了；他说，从前到年底有时税也收；不上来，每年都会有百分之十五的农业税出现：“沉淀”，现在实行征实，农业税缴得不知有多：快，而且全县没有一户不交的，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以后不久，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徐国洪一行也来到阜阳地区检查工作。他们在了解了这个地区对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建议地委、行署要很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并表示今后将密切关注这里的改革进展的情况。
曾亲自为太和县的改革实施方案最后定稿：的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这期间不断听到从太和县传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心里痒痒的，这天，他高兴地邀上省减负办副主任马启荣，先到阜阳，然后和地区农委主任王春魁一道，也驱车去了太和。
为更真实地了解到社情民意，他们也是越过县乡干部，调查了三个乡的二十多位农民，可以算得上一次“微服私访”了。结果，所到之处，接触到的每一个农民，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夸赞这种税费改革的办法好。吴昭仁为此大为感动。回去后，他在为《农村改革新探索》一书作序时，竟动情地写道：“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工作记忆中，农民对某项政策表示完全拥护的，除了包产到户，大概就要算是这次了。”
他为太和县的农村税费改革总结出了“六个满意”：“粮站满意，定购任务完成顺利，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粮源；财政满意，税收及时足额人库；银行满意，统一结算，减少了货币发行流通，又不打‘白条’；基层干部满意，他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免除了干群磨擦的烦恼。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农民满意，午、秋两季征实任务都在一周内完成，没有一户因负担问题而上访申诉。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省直有关部门、地区减负办和改革试验办，先后九次派人深入调查，结论都是一样的：“农民满意。”
吴昭仁也认真思考了这场改革成功的原因：“现在好的政策、好的思路、好的设计并不少，难就难在落实，往往是执行中由于工作不力而走形变样。太和县的税费改革，不仅设计周密，而且实施完美。何以如此？关键在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六大班子步调一致；县乡各部门齐心协力；工作班子得力而富有成效。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任何一项工作能否做好，我认为诀窍都在这里。”
总结出了太和改革的主要经验之后，吴昭仁依然感到意犹未尽，又专门写了一篇杂文，题目一目了然：《为“第二次大包干”叫好》。
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率十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深入到安徽视察，在看了阜阳地区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大变化后，高兴地评价道：
“你们这里抓农村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在几个方面都探索了成功的经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搞得很好，解决了稳定承包制的问题，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特别是税费制度改革，解决了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都很头痛的一个问题，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改善了干群关系，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
谁知这时，陪同视察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突然打断了姜春云的话。他说：“这儿把农业特产税也包在农业税里，这是不合理的，应该据实征收，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姜春云听了，马上不客气地说：“这个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没有错。我在基层干过，‘据实征收’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可操作性，据我所知，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平均摊派的。这个你就别再讲了。”
李延龄当然不可能同姜春云争执下去，既然姜春云说了“这个你就别再讲了”的话，李延龄也就不便再讲了。
那天，姜春云的心情十分好，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看到安徽农村的改革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高兴地对回良玉省长说：“农业税费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你们要大胆推广这项改革的试点工作！”
随行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也兴奋地接口道：“现在有种说法，好像这几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停下来了，这次来安徽一看，感觉到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阜阳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税费收取办法的改革，都非常有特色。非常有成效。这些对全国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姜春云一行离开后不久，回良玉就在省长办公会上明确要求：江淮分水岭以北的沿淮一带，尤其是淮北地区，必须全面推行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
此后，这项改革便迅速走出了太和，走出了阜阳，势如破竹般地在安徽境内二十多个县（市）遍地开花。
这时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它不光在安徽、河北、河南三省势不可挡，并且迅速蔓延到了湖南、贵州、陕西、甘肃七省五十多个县（市）。
正是在这个时候，福建省委办公厅编印的《省外动态》载文欢呼：“农业税制改革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4 难忘阜阳会议
位于皖西北与河南省接壤的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产粮区，更是经国务院备案的中国第一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个试验区，还是早在一九八六年，在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亲自带领下，由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一大批著名农业专家建立起来的。这次率先进行土地税制改革的涡阳县新兴镇，和堪称农村税费改革第一县的太和县，都在这个地区，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放在阜阳召开，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会议由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主持。
来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农业部、财政部：、内贸部和粮食部门等部委办的专家学者，安徽省阜阳试验区、湖南省怀化试验区、贵州省湄潭试验区及河北省正定县、河南省城郾县等七省暨有关县代表共八十余人出席了会议。大家实地考察了太和县试点情况，还就各地试点的具体做法和成效进行了交流，当然，对目前尚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如何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都作了坦诚而深入的探讨。
由于各地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做法的，因此在改革的措施上是不尽相同的。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何开荫早先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是一种“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的模式。
总之，在原则和目标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各地都在农村基层税费制度的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会代表们公认，在诸多试点之中，安徽省太和县和河北省正定县的两处试点，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与会专家对这项改革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旧体制的又一次突破，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方向是对头的，成效是明显的。
会上，国务院特区办政研室副主任刘福垣的发言格外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