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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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上的对手，最后成了好朋友。1949年初，平津战役期间，时任国民党第86军参谋长的裴先章毅然投奔解放区。裴先章利用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为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对此，陈士榘将军说：“在斗争中，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对手，而且还能赢得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我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陈士榘留在北平协助叶剑英做善后工作。10月，中央军委决定调陈士榘到华东接替宋时轮的工作，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协助陈毅指挥山东部队作战。
陈士榘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不久，华东新四军北撤山东，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士榘继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针对华东局势，陈士榘以鲜明的态度支持陈毅，积极襄助陈毅工作，提出集中兵力于山东地区作战的主张，并作了阐述。陈士榘的意见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战区最高领导集团中产生了影响。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反复征询意见后，终于明确指示：“集中兵力于鲁南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华野接连打了宿北、鲁南两大战役，歼敌8万余，使华东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6年12月，宿北战役结束后，陈士榘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上报中央军委，建议“按原计划集中山野主力回援鲁南，粉碎敌人进攻后，可配合华野会歼苏北之敌”。中央军委电复批准。鲁南战役发起后，华东野战军歼敌两个师、一个快速纵队，获得空前大捷，实现了中央军委“要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的意图。
1947年下半年，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兵分三路。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向
鲁西泰安、大汶口挺进。7月2日，军委直接电令陈唐所部协同刘邓大军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陈唐率五个纵队于8月初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与刘邓大军会师于郓城地区。不久，接到军委电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成功，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能否起大作用。”陈士榘深知此次支援行动之重要，决心以第10纵队在梁山地区阻击敌5军，还亲率另外四个纵队南下陇海路中段北侧单县、曹县和荷泽一带，拖住鲁西南的敌人。中原逐鹿，陈士榘全局在胸，先后率部攻克了洛阳、开封，歼敌9万余人，立下了不朽功勋。
不久，陈士榘率胜利之师返回华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发起之前，他以陈毅司令员的名义，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张克侠、何基沣率59、77军两万余人起义。淮海战役爆发的第二天，张、何起义成功，决战第一阶段一枪未发取得胜利，为全歼黄伯韬兵团创造了条件。11月9日，陈士榘率第6、9、11纵队越过陇海路，配合栗裕、张震率部合围歼灭黄伯韬兵团，取得第一阶段的第二个大胜利。决战的第二阶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点将陈士榘，统一指挥华野3纵、13纵和中野南集团王近山纵队合围黄维兵团，取得全胜。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合围杜聿明集团的关键时刻，栗裕因连续指挥作战，日夜操劳病倒，委托陈士榘指挥全军。陈士榘不负重托，果断指挥华东野战军10余个纵队将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团团包围，采取断其粮道和政治攻心与分割歼灭相结合的办法，一举全歼杜聿明集团，取得淮海战役的全胜。
淮海战役之后，陈士榘率领华野第8兵团渡过长江，激战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直下钟山，为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陈士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因其战功卓著，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
1957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导弹实验靶场。1958年4月，负责靶场建设的领导机构——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陈士榘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把工程兵司令员的工作暂时交人代管，带着30多人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其中有国内的专家，还有苏联几位负责核实验基地建设的专家。
1958年5月，导弹实验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原子弹爆炸实验工程也即将进入勘察阶段，各项工作都在忙碌而紧张地进行着。一日，陈士榘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专线联络问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部队战士的努力下，一条金色专线连通了。这是当时全国最长的专用线路。
1959年春，中央决定要在罗布泊区域选择原子弹投弹地点。陈士榘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要架飞机，刘亚楼把性能最好的值班机交给了他。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核技术研究协定。陈士榘气愤地说：“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另一个强国的庇护下是断然没有前途的。中国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两弹基地，掌握核武器。”
1960年8月，总参、国防科委组织质量检验，专家们的评价是：“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陈士榘笑道，由于我们提前三年完成了工程任务，恰好赶在苏联撕毁合同之前，苏方不得不按合同规定将全套设备交付我国。
1960年9月10日，我国用国产原料发射第一枚弹道导弹获得成功。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两次发射实验证明：陈士榘带领部队建设的高科技国防工程设施，经受住了实践考验，实现了周总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要求。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在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在年底举行的军民新年联欢晚会上，毛泽东握着陈士榘的手说道：“祝贺你们，你们做窝（建成两弹），他们下蛋（指站立在一旁的张爱萍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二十九年后的1987年，当陈士榘参观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即将发射的我国第21颗卫星时，眼前的一切和当年将军战天斗地时的场景重合在将军眼前，不禁使他浮想联翩。
陈士榘是毛泽东的爱将之一，他追随毛泽东的足迹，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将军。
1927年对陈士榘将军来说显得意义非凡，这一年他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随部队参加井冈山会师，并成为一名红4军战士，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征途。
八年抗日战争中，陈士榘转战三晋，挥师山东，在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的无数次冲杀中，他采取智取、反攻的战术，在著名的广阳战斗中亲手活捉了日军俘虏，成了第一个活捉日军俘虏的将军。
解放战争初期，陈士榘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胜利参与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解放战争第二年，陈士榘两次直接受命于中央军委，成为逐鹿中原的先锋。第三年，陈士榘返回华东，参加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之后，他又率雄师南渡长江，为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在战争中，他时刻从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建议和对策，为上述几次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士榘同志是我党培养出的一位优秀将才，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他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他所指挥的部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直至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黑暗统治。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唐亮一道指挥第3、8纵队参加豫东战役，首克中原重镇开封，继而转兵围歼区寿年兵团，取得了豫东大捷。在担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期间，他协助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指挥了济南攻坚战和淮海战役，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在粟裕同志生病的情况下，他独立指挥10余个纵队围歼从徐州溃逃的杜聿明集团，一举歼敌20多万人，活捉杜聿明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解放后，陈士榘作为军委工程兵司令员和“两弹”工程建设的领导者，带领部队在我国西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战天斗地，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和两弹的成功发射作出了卓越贡献，用智慧在西部沙漠茫茫戈壁上书写出了一代中国军人的豪情和壮志。
1914年9月9日，杨成武出生在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杨成武的祖辈虽然都没上过学，但为了使杨成武今后有出息，全家省吃俭用，送他上学。6岁时，杨成武便在村里念私塾，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9岁那年，杨成武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镇教会小学，从读《四书》改为学语文、算术、念圣经。小学毕业后，杨成武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念初一时，“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先后发生，杨成武和同学们一道上街，开始接触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在中学读书时，有一位叫张赤男的老师对他特别
关心。张赤男是位地下党员，负责领导长汀、上杭、连城、清流、宁化、武平一带的地下革命运动。他给杨成武和同学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描绘了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引导杨成武树立远大的革命抱负，并介绍他和一些同学加入了农会和共青团，在他心灵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1929年1月，张赤男带着他们搞古城暴动，缴民团30多人的枪，后又发起四都、宣成等地的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民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3月1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攻入长汀，一举消灭土匪郭风鸣部的主力，击毙匪首郭风鸣，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亲自指导长汀附近四个县的农民武装成立了自己的赤卫队，将其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4团、第5团，全称红军第二路军，由张赤男任总指挥。1930年3月，闽西红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纵队，成为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武装的一部分。杨成武相继担任连政委、大队长等职务。不久，张赤男担任了红12师政治委员，杨成武担任了该师政治委员会办公厅秘书、秘书长。1931年春，杨成武又调任第11师第32团政治委员，成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杨成武率部奉命攻打赣南新城，阻击来自广东增援的国民党军余汉谋部，掩护红3军团攻打赣州，与余汉谋部独立混成旅展开了一场恶战，全歼敌混成旅。在这次战斗中，师政委张赤男、副团长肖君玉都光荣牺牲。新城战斗结束后，部队到长汀墟整编，由聂荣臻、林彪代替毛泽东、朱德分别担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军团长，并由罗荣桓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彭枯任副主任，陈奇涵任参谋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聂荣臻亲自来到32团，和杨成武一起指挥战斗。在宜黄仙人桥伏击战中，杨成武率领部队与友军活捉敌59师师长陈士渠，缴获敌人三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战斗结束后，聂荣臻表扬32团，说在没有团长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好，抓的俘虏多，说杨成武是“模范团政治委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4军第10师改为第4团，杨成武任团政委，耿飙任团长。红1军团第2师红4团是红军中一个老团，它的前身是叶挺领导的北伐军第4军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等。红军长征时，红4团担任前卫任务，抢占九峰山，克道洲，打了不少硬仗，突破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一战，红4团为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强渡湘江，损失很大。杨成武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脚再一次负伤，敌人要抓活的，战士们奋不顾身才把他救下来。
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佯攻贵阳，威慑昆明，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在川黔滇三角地带剿灭红军的计划。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来到大渡河畔。国民党军队紧追不舍，他们希望凭借大渡河天险堵截红军，完成对红军的包围。蒋介石妄想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此时，红4团接受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任务，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率领部队飞奔320里，来到泸定桥西岸。桥上的木板已被国民党军撤走，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但这些没有吓住红4团的勇士们。红4团马上由22名共产党员组成精干突击队，每人肩上斜挂一支驳壳枪，背插马刀，手持冲锋枪，腰间缠满了子弹和手榴弹，冒着对岸射来的猛烈炮火和密集枪弹，扶着桥栏索，踏着摇晃不定的铁索，向对岸奋勇前进。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守敌全部击溃，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大渡河。中央军委在庆功大会上，为红4团颁发了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1984年，杨成武将军回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时，仍很激动，满怀豪情写下了“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的诗句。
1935年8月1日清晨，杨成武突然接到军团首长的通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定他所在的红4团担任红军先遣团，要他火速赶到毛儿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当面领受任务。原来党中央决定过草地，从水草丛生、不见人烟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亲自点兵，要红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前面开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8月21日清晨，红4团肩负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托向草地进军了。在没有道路、没有人迹、没有山石和树木的沼泽地里整整滚爬了六天，终于像毛泽东所期望和预料的那样胜利地闯过了草地，开辟了红军北上的通途。许多年后，杨成武为这段经历写下一副联语：绿草掩泥潭，征途艰险，三军踩开一条路；白云藏风暴，任重道远，统帅帷幄万里程。
长城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妥协的条约，使中国的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时期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东征军，东渡黄河，到日本占领区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旋即建立了“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下辖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1军团和徐
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指挥的红15军团。杨成武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师长是陈康。东征胜利结束后，红军主动撤回黄河以西根据地。不久杨成武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从红军大学毕业出来改行当红1师师长。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抗战序幕，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红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熊伯涛任参谋长，罗元发任政治处主任，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务是深入敌后负责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平型关的日军。
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呈胶着状态，日本侵略军妄想全面控制华北，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