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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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级解放勋章。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2年，陈明仁身患癌症，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十分关心他的病情，亲自过问他的治疗方案。在他病危期间，叶剑英、聂荣臻、王震、宋时轮、陶峙岳、董其武等领导人到医院看望他。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陈明仁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与我军其他将领的不同之处是一位起义将领。他的起义表明他深明大义。历史也证明他的这一举动是符合历史规律、符合人民利益的光荣举动，也使他的命运与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陈明仁以革命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在实际行动上不断洗刷自己的旧思想，虚心向周围的领导人学习。1958年，陈明仁在一次军事干部会上开诚布公地说：“我1949年起义，
投向人民。当时一方面是人民的巨大力量的推动，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是湖南人民要求和平的意志不可悔，谁要逆人民意志而行，就将身败名裂。我那时的指导思想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只要起义成功，个人因罪恶重大而引起性命安危，也在所不计。这就是我的‘牺牲小我’的一个主要含意。”
朝闻道，夕可死矣。他的晚节是坦荡、磊落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依然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的公正。党和人民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正如悼词所言：“陈明仁先生于1949年8月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和平解放长沙作出了贡献。二十多年来，他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陈明仁先生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对台湾故旧十分怀念，盼望台湾省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评价是何等中肯，陈明仁将军九泉之下可以闭目了。
陶峙岳，又名陶纪常、陶锄，号岷毓，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他家是当地的大地主，拥有一座庞大的庄园，上百间砖瓦房。小时候的陶峙岳生活优裕，不知人世的艰辛。陶峙岳6岁就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接受儒家教育，儒家的思想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陶峙岳从小聪明好学，两年以后就考入求忠中学，由于学校管理不严，家人怕他荒废学业，将他转入湖南陆军小学。这成为他生活转变的关键。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峙岳，没想到自己会从此走上从武的道路。虽然学校当局对学生封锁消息，不让学
生接触政治，但社会上发生的事还是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革命党人的秘密宣传活动、长沙的抢米风潮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学校，使陶峙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11年，陶峙岳奉父命回乡结婚，新娘子叫周庆仪。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父母包办，但婚后两人感情很好。新婚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陶峙岳受到鼓舞，决心去武汉投考陆军中学。他辞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来到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开学不到两月，便爆发了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满怀革命热情，拿起武器，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陶峙岳被编入黎元洪都督府的警卫队，后来部队解散，陶峙岳于1912年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并在同一年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从该校毕业。毕业以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这是陶峙岳经历过的最艰苦、受折磨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常常自吟“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用以勉励自己。
1915年，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年以后，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即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陶峙岳奉命训练从绿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于这支野性难驯的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再慢慢晓之以理，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队伍，赢得官兵的喜爱和尊敬。
不久，他率领“护字营”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在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作战，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陶峙岳也因指挥出众、表现突出，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北伐军击败军阀吴佩孚，攻克长沙，陈耀祖率部归附长沙，接受改编。陈耀祖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陶峙岳任团长。不久，独立第2师誓师北伐，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担任主攻任务，他们在马回岭车站和敌军正面相遇，展开激烈的战斗，在兄弟部队的相继增援下，全歼敌军，乘胜赶往湖口、武穴等地追击逃敌，在江西合围孙传芳部队，此后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江西。1927年独立第2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和敌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这次战斗双方相持不下，伤亡都很惨重。三天三夜的激战，既是力量的对比，也是意志的较量，独立第2师坚持了下来，最后占领当涂，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南京。陶峙岳作战有功，被晋升为少将团长。1927年4月，陶峙岳经贺耀祖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蒋介石为达到其反革命目的，统一整编国民党部队，陶峙岳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奉命进驻山东济南。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济南惨案”，国民党当局一再令部队不得出击，使陶峙岳领导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辙职，陶峙岳虽然免受处分，但也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次惨案是“平生之耻”。此时，陶峙岳被调到第24旅任旅长，后又兼任第8师副师长，奉命率部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第8师奉命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第8师未与红军接触，“围剿”即被粉碎。第二次“围剿”中，第8师仍未与红军交战。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黄陂之役中，陶峙岳旅大败。陶峙岳只得率领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仓皇逃跑，之后辞去旅长职务，告假回到长沙。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与红军作战，这次失败成为陶峙岳心头的悔恨之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沉痛检讨自己的行为，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污点。由于陶峙岳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因而多次受到疑忌排斥，屡遭贬逐，只得在夹缝中求生存。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陶峙岳苦闷彷徨，深感空有一腔热情，却报国无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陶峙岳任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蕴藻滨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之后，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敌我力量悬殊，陶峙岳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二十二天，他自己也赢得“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实际上，陶峙岳在河西部队是没有实权的。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实权在握，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陶峙岳闲居西安，内心的苦闷压抑可想而知。1945年夏，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陶峙岳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
1946年春，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陶峙岳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张治中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当时新疆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张治中将军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交情，所以，周恩来委托张将军，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
中到新疆，便委托陶峙岳一定要派能干可靠的人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亲信、总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制定了周密而详尽的计划，在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他们从迪化出发，与扼守在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最后安全抵达延安。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陶峙岳的思想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
1947年，张治中任命陶峙岳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驻兰州代张治中处理事务。1948年，新疆局势再趋紧张，陶峙岳再次担任新疆警备部队司令。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濒临覆灭。而新疆远在戈壁荒原，已成为国民党难以顾及的孤岛。但是反动派仍然想作最后的挣扎。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抗拒解放军渡江。早在陶峙岳从兰州赴新疆之前，张治中就曾对陶峙岳详细谈过自己实现国内和平的设想，陶峙岳深受启发和鼓舞。此时，陶峙岳接到内调命令后，为保证新疆局势的安定而费心思量，想要找出万全之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陶峙岳表示不愿回到关内打内战。为了拖延时日，他亲自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在千里戈壁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给李宗仁。他本人也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和广州，以争取时间，等待形势的发展。他多次召开会议，向部属阐述“保国安边”的思想，要他们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为重，以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为和平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他和驻南疆的副司令赵锡光秘密商谈，一致认为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保障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他们相约三条，酝酿和平起义。1949年4月16日，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为了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亲自找到迪化市市长、共产党员屈武谈话，要他赶紧回到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以尽量避免或减少新疆人民的损失。屈武回新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联络陶晋初、刘孟纯、刘泽荣等人，积极襄助陶峙岳实现和平起义的大计。9月8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治中，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进发，希望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和平起义。9月10日，张治中两次发电，敦促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及时表明态度，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中来。9月15日，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的电文，从伊宁来到迪化，会见了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和进步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的负责人。陶峙岳向邓力群介绍了新疆军事情况和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邓力群向陶峙岳转达了毛泽东对新疆和平的关注及张治中的电文内容，并向他们阐明了党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及政策，对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9月17日，陶峙岳与包尔汉分别复电张治中，表达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在北平见到他们的电文后，深感满意，写信给张治中，进一步指示和平解放新疆事宜。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指示他们派人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接洽和平起义事宜。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赴兰州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起义事宜。9月25日，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到人民军队的行列。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包尔汉、屈武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复电，称：“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疆而奋斗。”陶峙岳及所部将士和新疆各族人民获悉这份电文后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这次起义实际上是风波迭起，陶峙岳在风浪尖上走过，其中的艰险难以尽述。在李宗仁命令陶峙岳部队内调之后，新疆驻军内部出现分歧，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尤其是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旅旅长罗恕人，他们都属胡宗南系统，死心塌地地效忠国民党、蒋介石。他们坚决请求内调，实际上是反对起义，局势变得分外紧张。陶峙岳多次和他们交谈，分析新疆的特点，指出部队驻地分散，不能互相支援，又由于地理环境特殊，难以得到外援，民族关系又比较复杂，一旦打起来，对国家、人民，对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久，这三人又暗中密谋暴动，准备拘捕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危急时刻，陶峙岳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新疆人民免受战祸，单枪匹马，深入虎穴，闯进骑兵第1师师部找到这三个人。正在开会的马呈祥、罗恕人等面对突如其来的陶峙岳，顿时失去了主张。陶峙岳经过和他们长时间的协商，终于达成妥协。马呈祥等人答应交出部队，陶峙岳答应护送他们及其追随者出境，循南疆去印度，以化解内战之祸源。而在马呈祥等人离境前夕，胡宗南还致电要求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他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明哲保身，带着随从、家属，于9月24日离开迪化。当天，陶峙岳召开会议，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1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78师师长，刘抡元为第178旅旅长，罗汝正为第179旅旅长。9月25日，陶峙岳便通电起义。这次起义如果没有陶峙岳费心周旋，采取果断措施，就很难成功。因为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约有半数操纵在马呈祥手中，他们一旦密谋暴动，阻挠起义，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后来有人指责陶峙岳放走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泽东都公开纠正，认为陶峙岳这一做法有利于全局，是明智之举，不但不应该批评，还应该给予表扬。
10月2日，迪化市各族人民在和平广场载歌载舞，欢庆新中国诞生、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发表了演说。然而一小撮反动分子却不断策划和制造反革命暴乱，街上常会响起断断续续的枪声，出现一些反动分子的标语，新疆局势仍然动荡不安。迪化市内更是谣言频起，危机四伏。陶峙岳的心刚为新疆和平解放而欣慰，这时又压上了沉重的石头，他彻夜难眠。陶峙岳四处奔走，亲自下部队作报告，分析新疆形势、国内形势，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说明起义的种种理由，逐步稳定了军心。但由于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骚乱事件仍
时时发生。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10月5日，陶峙岳亲自到酒泉会见了彭德怀和王震，受到他们热情欢迎，陶峙岳感叹地说：“我做梦都在想解放军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