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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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想法去见毛泽东的。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听说王树声渴望学习，毛泽东十分高兴，亲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别，毛泽东慈祥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这是党的领袖的结论，听着这宽容的结论，王树声心头一阵阵温暖。
谁都知道王树声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王树声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感动。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对张国焘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1938年冬，王树声被党中央派遣到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继而任代理司令员，随后，晋冀豫军区与129师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2年，王树声奉调回延安，参加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的著名的延安整风，经受了一次难忘的思想洗礼。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频频向日军发动攻势，收复许多县城，扩大解放区，并于下半年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在此形势下，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太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当时豫西情况异常复杂，“土围子”星罗棋布，明碉暗堡林立。老百姓连年受害于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掠抢，苦不堪言，同时，受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为了保家活命，他们不与外界接近。针对这种情况，王树声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并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生活。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清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和戒备，他们把八路军看作“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
王树声率部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然后兵分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接着，出其不意，派奇兵直捣登封。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占领一些枢纽要津，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王树声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
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严惩胆敢反抗者。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豫西的部队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桐柏山区会师，成立新的中原军区。不久，中原军区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1纵队司令员。在该山区活动一个时期后，王树声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困。王树声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多次进犯，并争得时间练兵、学习。
1946年初夏，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全线出击，分途突围。王树声率领的第1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闯过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王树声率部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工作受挫。后由于健康原因，王树声离开鄂西北去山西晋城休养。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病未痊愈的王树声执意要求随刘邓大军南征。党中央批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鄂豫军区司令员。从1947年10月至次年3月，王树声指挥所部配合刘邓主力，先后粉碎敌30万之众的“重点清剿”，支持与筹建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保护土地改革，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8年春，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野战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再次派重兵侵入大别山区，发动疯狂“扫荡”。王树声只好避其锋芒，率部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与敌抗争。王树声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战斗取得节节胜利，逐步从极端困境中摆脱出来。
1948年底，震动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敌正规军大批撤走，只留下小股军队。王树声抓紧时机，分兵出击，积极配合淮海大战，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使大别山根据地基本建成。此后，王树声率领鄂豫军区的部队，乘胜消灭残存境内的反动地方武装，为南下大军扫清渡江障碍；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前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4月，随着我大军南进之后，流窜四处的鄂豫皖边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勾结当地土匪企图反扑。面对这种形势，王树声义不容辞地率部杀向剿匪战场，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就歼灭和生擒土匪15000多人，出色地完成剿匪任务，大大巩固了鄂豫皖大别山区，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各路南下大军。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通知王树声赴京观礼。王树声以剿匪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毅然放弃参加开国大典这个难逢的机会，继续奋战在大别山区。
新中国建立初期，王树声先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他尽心竭力领导全区地方武装的建设，成绩卓著。
1955年，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等三枚一级勋章。同年，王树声由湖北奉调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1959年调离军械部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王树声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1974年1月7日，就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看望了病重的王树声，并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的五天之后，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与世长辞了，享年69岁。
王树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他戎马一生，军功卓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树声善于自我批评。当他认清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后，主动向毛泽东、党中央承认错误，并积极地、主动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深刻反省自己跟随张国焘所犯的过失，痛改
前非，最终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站到了毛泽东的路线旗帜下。
不论地位如何变化，王树声都始终保持着革命传统。他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高，可起草文件、报告，决不单纯依赖秘书，而常是以口授的方式先要秘书记下，他再字酌句斟，反复推敲。他不善交游，工作之余，就是读书、阅报、听广播、看电视；精神疲劳了，或练书法，或漫步走走，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清扫马路的工人拉家常、聊天，他那普通一兵的打扮和亲切的言谈举止，深为大家所称颂。
王树声对自己的子女很疼爱，但管教却异常严格。他为孩子们订出“家规”：不许在同学中夸耀自己的父母；不许打扮怪异，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为其代劳。
王树声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调京之初，组织上决定给他修建一幢住房。按他的级别待遇规定，房子的建筑标准和用具配备，完全可以考究些。但王树声谢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并且不要单门独院，也不要警卫森严；室内的陈设，力戒阔绰，只要一些日常办公、生活所必需的家具用品。60年代初，因全国“备战”，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被列入有关部门的计划，正准备动工，也被王树声谢绝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从入京之日起，王树声就住在这所外墙简陋、内部狭窄的寓所里，直到他长辞人世。
王树声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模范的人民公仆。
一、秀丽文昌县 勤奋少年时
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县三面临海，风光旖旎，被称为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将军之乡。无数优秀的文昌儿女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的洪流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出生于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幼时取名运镒，乳名益友，稍后用过张胜之的名字，参加革命后，改名张云逸。父亲张琚是个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的农民。母亲邢氏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由于他们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一心要供儿子多读点书。张云逸7岁时便被他们送进了本村长发小学学习。苦难的家史，贫困的生活，使他很早就懂得为大人分忧。他一面读书，一面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动。在学校里，他学习认真刻苦，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家里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捡来树枝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遇上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要寻根问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优秀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张云逸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到别人家里帮工。虽然他每天都从早忙到晚，但是一有空还是抓紧时间看书学习。1908年，广州陆军小学招生，经赵士槐动员，张云逸前往广州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陆军小学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张云逸仍然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由于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成绩他都遥遥领先，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当时正值满清丧权辱国，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进步书刊，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步成长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1909年10月，他同同班的几位爱国青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那一刻起，他决心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贡献自己的一切。
二、投身革命潮 掌握领导权
1911年夏天，张云逸同十多名同盟会会员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他从广州到达香港后，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奉命培训一批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等基本军事知识。
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10月中旬，张云逸所在的这支革命军队，同其它起义军一起，相继向广州进逼。他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负责为大部队的进攻扫清道路。11月9日，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歧被迫同意脱离清政府独立。湖南、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也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1912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5年，袁世凯称帝，张云逸不满袁世凯的复辟行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张云逸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由于他英勇善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1926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张云逸毅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转赴上海。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侥幸取胜，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司令。他们为巩固政权，请求共产党派干部来广西协助。中共中央为发展广西革命事业，便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等几十名共产党员，由邓小平领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张云逸经老朋友陈策（不知张为共产党员）的介绍，受到俞作柏、李明瑞的重用。
张云逸到南宁后，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创办教导总队，经李明瑞同意，由张云逸担任总队长。教导总队有三个营九个连共千余人，张云逸首先在连队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两个月便发展了300余名新党员。又通过党组织建议，一个多月后张云逸兼任警备部队第4大队的大队长。上任伊始，他从教导总队调来百余名党员改造这支旧军队。这样，这两支军队的领导权完全控制在我们党手中，百色起义便有两支武装力量了。通过党组织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张云逸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
三、风云突变 百色起义
俞作柏、李明瑞到南宁执政没多久，中央派干部协助他们才三个月，他们脚跟还未站稳，就不听劝阻而冒险反蒋，于1929年10月1日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率仅有的三个师开赴广东攻打亲蒋军阀陈济棠。俞、李带领的部队刚到桂平，他们手下的几个师长、旅长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即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叛变，把三个师全部带去投降了蒋介石。俞、李被免去职务，只得匆忙逃回南宁。俞、李失败的消息在教导总队中引起了一场大骚动，许多学员闹着要离开去投靠蒋介石。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采取紧急措施，稳定学员情绪，消除他们的顾虑。结果，执意要走的学员只有一百人左右，教导总队得以稳定。
此时，张云逸果断地利用警备司令的职权，打开军械库，得步枪五六千枝，还有大炮、电台和大量弹药。邓小平令人早已备好十余艘汽轮和木船，从水路沿右江而上，运走军械和弹药。张云逸则率领教导总队与警备第4大队步行向百色撤退。
部队到达百色后，党组织派人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与请示，党中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在百色命名红7军，举行百色起义。起义当天，5千多人汇聚百色
东门广场，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成立典礼。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成立，公开了红7军及三个纵队领导人的名单。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7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这样，又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举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和右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8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红7、红8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