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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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的志愿”的《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五个月后，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都踊跃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只有一个人当时没有表态，更没有签名，这个人就是刚刚被增选为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他不但没有签名，在会议期间，还十分认真地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葬的不理解。
毛泽东听了许世友的申述，既没有首肯，也没有批评，而是一笑了之，从中可见毛泽东对许世友特有的宽容。二十九年后，当邓小平得知许世友逝世的消息，考虑当年毛泽东的未置可否，特批许世友的遗体不火化，而是运回大别山与他的母亲葬在一起，满足了将军的生前要求：“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死后无有别的要求，愿与老母合葬。”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革命战争中，从农民成长为将军的人并不乏其人，然而从八年少林寺的生活中走出来，并锻炼成为坚定的革命军人和将军的却是绝无仅有。许世友将军以其独具的个性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在中国革命的高级将领中独领传奇将军的美名。
许世友将军以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中国军事史上谱写了许许多多的曲折感人的传奇故事。将军的去世，又由于其独有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新中国高级官员中惟一实行土葬的
人，这给他一生增添了更浓厚的传奇色彩。
如果说许世友将军是以其独有的特殊性格谱写出他的传奇故事，还不如说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才使许世友将军的传奇生涯更显得光彩夺目。倘若没有毛泽东对许世友的关爱、信任，中国革命史上就不会有这名赫赫虎将，就不会有许世友这位性格将军、传奇将军。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许世友将军独特性格和传奇故事的后面，站着的是伟人毛泽东。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浏阳河，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在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上，美丽、富饶的浏阳河，不仅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养育了无数革命先行者，他们从这片热土中走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其中一位就是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杨勇将军。
1913年9月29日，杨勇诞生在浏阳河畔文家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
是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的。在清江村，杨勇的父母以开小饭铺度日。虽说是开饭铺，自己一家人也时常饿肚子。杨勇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刘氏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女，可因为贫困和疾病夺去了她五个孩子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就只有杨勇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父杨贵蟾，早年曾参加“洪江会”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便携妻带子搬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居住。
杨贵蟾希望儿子将来有一番作为，给杨勇取名杨世峻，希望他像骏马一样有远大前程，但村里的人都习惯叫他的小名统伢子。不到5岁，统伢子就帮着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事，他不但做事认真，也从不偷懒。母亲常乐得直夸他：“我的统伢子哟，从小就看得出，长大了一定有大出息。”这位整天吃不饱肚子，却长得高大、宽肩膀、精力充沛的统伢子，调皮、机警、聪慧，凡事爱问个究竟，探个底细。杨世峻9岁时，父亲带着全家搬回原籍文家市，继续开小饭店维持生计。由于两个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日子稍微过得顺畅一些，有远见的杨贵蟾就送杨世峻去村子里的储才小学读书。面对这知识的新天地，杨世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无论语文、算术、历史，他都非常喜欢。尤其是体育，更是他的偏爱。他高个儿的身材占尽优势，赛跑、踢球哪一门都是他的强项，常常在比赛中把同学们拉下马来，夺得第一名。没有多久，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们的“司令”。他们自编自导，不是玩捉“土匪”的游戏，就是与“敌军”对打，最后获胜的总是杨世峻这一组。
1926年，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军阀吴佩孚、赵恒惕溃不成军，分崩离析，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在长沙先后成立，革命的火种迅速在湖南各县播撒。文家市的各种革命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荼，农会、工会、儿童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日益壮大，领导这些团体的就是过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公开后，党支部就设在杨世峻就读高小的里仁学校。里仁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就是教师陈世乔。杨世峻是学校儿童团队长，耳濡目染，每天都接触到革命新思想，并积极将其付诸实践。每天学习之余，他就带着队员们穿梭在文家市的大街小巷，一边搞革命宣传、一边帮助大人们维护秩序。党支部书记陈世乔看着杨世峻这棵茁壮的革命幼苗，欣慰不已，便经常给杨世峻灌输革命真理，讲述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灾难深重的近代史以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事迹。并说，国难当头，好男儿自当奋勇上前，刀山火海，在所不辞。陈先生的话，犹如火把照亮了杨世峻前进的方向。杨世峻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暗暗立誓：长大后不仅要当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还要像陈先生那样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1927年9月19日，一支工农革命军开进了文家市。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群众集会上举行了演讲。毛委员形象、通俗易懂的精辟讲话，使少年杨世峻更加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和意义。杨世峻和同伴们很想加入这支工农队伍。杨贵蟾看儿子还小，劝导儿子不如先学好文化再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不迟。杨世峻进了私塾，不久即到浏阳县城考上了济阳中学。中学还未念完，杨世峻便跟着伯父杨贵芳到刚成立的八区苏维埃工作。平时他负责搞宣传工作，有敌人来捣乱时，他又是一名英勇的游击战士。恰好，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募青年学子，杨勇赶去报名参军，终于实现了他当一名工农红军战士的夙愿。在随营学校，杨勇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将自己的名字世峻改为单名勇字。通过在随营学校系统地进行军事、政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作为一名战士，杨勇成为一个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党员，他又是一位过硬的政治骨干。红5军扩编为红8军后，杨勇调到红8军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从此，杨勇跟随部队转战湖南、江西等地，其间，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宣传工作任务。不久，党组织将他调到红8军4师1团1连任副指导员。在参加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杨勇凭着自己英勇和智谋，与敌人打了多次遭遇战。1933年10月在绚口与敌人的一场殊死战斗中，杨勇在身体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在火线，率领战士们给敌人以痛击。战后杨勇荣获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并受到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赏识。此后，杨勇因作战勇敢，升任红2师安远独立营营长兼政委，不久又升任红4师第10团政委。
1934年夏天，党中央根据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严峻局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下的三道封锁线，准备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蒋介石急忙调集40万大军，集结在恶浪滔天的湘江边上。敌人妄想依靠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歼灭。11月2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达了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命令。负责开路的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到上级的指令，由红3军团4师10团政委杨勇率领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过江，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红5军团渡江。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一过江，立刻遭到桂敌7军独立团和15军第45师的围攻。顶着敌人疯狂的炮火，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10团将士在杨勇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死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全部顺利过江。不久，杨勇奉命率部进入贵州。1935年春，红3军团顺利渡过天险——乌江，配合红1军团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驻扎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军队的指挥核心。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红3军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杨勇所在的第10团改为第10大队，隶属第2纵队，黄珍为大队长，杨勇继续担任政治委员，不久，升任第2纵队政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扩张的魔爪伸向我国广袤沃土。可是，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险关头，蒋介石却仍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到处燃起“剿共”的战火，引起国内爱国志士的深深焦虑和不安。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毅然联手发动“西安事变”，举行兵谏，擒获蒋介石，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此时，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根据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1军团
第4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杨勇改任686团副团长。此时，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相继沦陷，国民党军全线溃败，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一路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南下，一路侵入山西。朱德、彭德怀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杨勇和团长李天佑率领的686团也走在队伍中。不久，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赴平型关，准备在此给日军当头狠狠一击。9月23日傍晚，686团在李天佑、杨勇的率领下，奉命连夜赶到距平型关30多里的冉庄，稍作休整，即于25日零时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崎岖山路向预定设伏地推进。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686团终于按时赶到目的地，与埋伏在东边的687团、西边的685团对日寇形成斩蛇阵势，686团则埋伏在斩蛇阵的中段。
25日早上7时，敌人的步兵、骑兵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在昂扬的冲锋号中，战士们发射出的子弹，准确地落在日军阵营中，顿时将鬼子打得乱作一团。但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抢占公路北侧的有利地形——老爷庙。这是一块不宜埋伏的高地，仗一打响，我军也盯紧老爷庙。李天佑团长一眼看出敌人的企图，马上命令3营去夺回老爷庙。杨勇一马当先，率领3营冲向老爷庙。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拿下老爷庙。杨勇在这次战斗中再次负伤，但他又是稍微作了包扎，就投入到紧张而激烈的战斗中。战斗到下午1时，在115师的前后左右夹击下，兴庄到老爷庙之间十几里长的山沟里，躺着日寇1000多具尸体。平型关大战，以我军大捷告终。
平型关战役后，115师奉命转移至吕梁山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从3月到9月，杨勇率领686团同日军数次激战，大挫日寇锐气，粉碎了日寇西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同年11月，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115师直属队和343旅之686团离开晋西，奔赴冀鲁豫平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杨勇率领686团刚到鲁西，鲁西人民便选派代表来见杨勇，请求他为民除害。原来，在樊坝一带盘踞着伪军头子刘玉胜，多年来，他的部队横行鲁西平原，作恶多端，鱼肉百姓，使鲁西人民苦不堪言。杨勇请示上级后，决定吃掉这伙伪军。樊坝一战，歼伪军一个主力团，并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战斗的胜利，不但大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同敌人斗争的信心。1939年7月，杨勇被任命为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根据党中央关于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39年底，在鲁西北和泰西地区先后建起十四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将平原游击战开展得轰轰烈烈，令日伪军闻之头疼。这时，汉奸石友三联合鲁西、冀南地区的顽固派丁树本、高树勋等，伺机向冀鲁豫地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进攻。杨勇率领独立旅和冀鲁边纵队第5支队，参加冀东战役。此次讨逆战役，歼石友三第39集团军3600余人，并乘胜一举拿下清丰、南乐、濮县。1940年3月，115师独立旅与冀鲁边挺进纵队合编，恢复343旅番号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任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这一年，杨勇一边抓打仗，一边抓部队建设，要把部队建设成“铁的党军”，使日伪军听到杨勇的部队就闻风丧胆，鲁西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豫和冀南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杨勇任军区副司令员。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杨勇始终执行党中央正确领导方针，时刻听从党中央的召唤，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为己任。八年里，他率领部队转战黄河流域，同日伪军进行多次正面战斗，歼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不管是在吕梁山区，还是在冀鲁豫平原，不管是任686团的副团长，还是任343旅旅长或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他走到哪里，就把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到哪里，走到哪里，就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和严谨、团结的军人作风带到哪里。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杨勇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并奉刘邓首长指示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杨勇任司令员。杨勇带着第7纵队这把尖刀参加解放战争初期由刘邓指挥的陇海战役，与胡琏率领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11师鏖战张凤集，歼灭其部3000余人。1947年3月下旬，为粉碎蒋介石的“哑铃战术”，策应陕北、山东解放区战场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举行豫北反攻作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与第1纵队合编成新的第1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四个旅的兵力。接到刘邓首长的命令，杨勇带领刚刚合编组成的第1纵队像刚锻出的一把钢刀，会同兄弟部队发动豫北攻势作战。两个月内，第1纵队相继攻克阳武、原武等县城，歼敌8000余人。
6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命令刘邓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中原。刘邓大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月底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黄河天险，向中原挺进，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首战鲁西南，杨勇受命“攻击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出发前，刘伯承对杨勇说：“郓城打得好坏，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体战略的实施，你们1纵队不能有半点含糊！”郓城之战是鲁西南战役的关键一环，第1纵队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整个战役的胜负。杨勇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收其外
围，翦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攻城战术，得到纵队其他领导的赞同。7日晚，杨勇命令部队发起总攻，战至8日拂晓，全歼敌整编第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俘敌中将副师长理亚明及部下8500人，毙伤敌6000多人。郓城大捷，为正在发展中的鲁西南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第1纵队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