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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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杨勇奉命担任修建北京地铁筹建领导小组组长。7月，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上马，杨勇全身心投入地铁建设的工作中，决心以最高的质量和最快的速度来回答党和人民的期盼和嘱托。遗憾的是，杨勇未能亲自领导到地铁建成通车的那一天。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对杨勇采取的是拉拢政策。拉拢不成，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自然成了他们阴谋篡党夺权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1967年1月21日，在呼啸的寒风中，杨勇被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带走了。他们押着杨勇游斗，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可是，在杨勇为祖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生的履历表上，怎么也找不到这几个字，叫他如何认罪呀。杨勇的“负隅顽抗”和拒不认罪，特别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杨勇的问题后，林彪、江青一伙明显感到风头不对，便加紧了对杨勇的隔离审查，严刑逼供。罚站、罚饿、殴打、不许睡觉、诱其自杀等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反复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残酷地折磨他。但他们却打错了算盘。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杨勇将军，不仅有着一副铮铮傲骨，更有着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他始终坚信，党中央和人民是不会怀疑他的！历史终究会还自己一个公正。
乌云终会飘散，冬天终会过去。随着林彪叛党叛国阴谋的败露，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杨勇等一批蒙冤受屈的同志得以平凡昭雪。1972年5月，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杨勇再度出山，宝刀不老。不管在何种职位上，杨勇都欣然前往，尽职尽责。1979年1月，在中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打响前夕，杨勇受邓小平委派，和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等同志一起，前往云南边境地区马关、河口一带视察。回到北京后，杨勇向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汇报了视察云南前线的情况，并就惩罚越南的作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杨勇和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一起，坚守在总参谋部，时刻听取前线战事情况，指导前线作战。战争结束后，杨勇又来到广西军民中间，同他们一起欢庆胜利。
就在杨勇一心扑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国防建设事业的工作中时，病魔悄悄来到了他身边。1983年1月6日1时55分，一代名将杨勇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缓缓地合上他那双深邃、敏锐的眼睛，享年70岁。他的生命虽然已如同星辰一般陨落，但他的名字，和他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闪烁在新中国历史的史册中，镌刻在他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上。
杨尚昆同志在为杨勇举行的追悼会上曾这样评价说：“杨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他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治军严格，能攻善守，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杨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努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断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锻炼成为一个熟谙军事辩证法，善于掌握战争规律，治军严谨、智勇双全的杰出将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杨
勇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第1纵队司令员和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定陶、巨金鱼、鲁西南和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成都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以其能攻善守、军政兼优、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写就了他戎马生涯的辉煌篇章。杨勇对同志团结爱护，毛泽东也曾评价他是一个善于团结干部、同志的人。在敌人眼里，杨勇是个无情的对手。在同志心中，杨勇始终像一缕春风，给人温暖和斗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这不仅是我党一惯坚持的方针政策，也是杨勇从多年带兵和做地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铁的定律。
在我军数百名优秀战将中，杨勇是其中一员，他与杨得志、杨成武将军合称“三杨”，深得毛泽东的垂爱，也深得全军官兵的拥戴。
古人云，勇者无畏也。自古以来，勇将如云，但以德居之的勇将则廖若晨星。杨勇将军不仅勇冠三军，令蒋军和美军胆寒，他崇高的德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则是他生发勇气和胆力的源泉，足令后人钦佩，千古仰颂。
杨得志，1911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市）的一个小山村。童年时，家庭人多，父母先后育有十四个子女，因生活贫穷，最后活下来的无几。家里一无田、二无地，连住的两间茅草屋也是别人的。父亲和叔父都是穷铁匠，终日在外奔波谋生，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打铁的少许收入。杨得志只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等，自小就开始跟随父亲走街串巷学打铁。他11岁那年，母亲得病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熬了，他不得不离家到十几里外去给人家当放牛娃。14岁那年，他随哥哥到江西安源煤矿做童工，当挑
夫（挑煤的挑夫），16岁时又到衡阳的筑路工地上做工。1928年2月，他与25个筑路工人一起投奔了由朱德、陈毅在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不久随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砻市胜利会师，成为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红4军中的一名战士。同年10月，杨得志在井冈山黄坳的一座小庙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军龄尚不满一年，年龄不过18岁。
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转战了整整六个年头。杨得志随部队南征北战，出没于枪林弹雨。他作战勇敢，头脑机敏灵活，在几年的时光里，杨得志从士兵逐步地晋升为红军排长、连长、团长。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杨得志接任具有光荣战史的红1军第1师第1团团长职务，他率领所属的三个营打了许多硬仗、恶仗、苦仗。在福建建宁三甲掌的战斗中，红1团以一个团的兵力顶住了敌人炮火的狂轰滥炸和三个师的进攻，从此更加声名大震。1934年9、10月间，红1团奉命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一带“死守”了一个月左右，仗打得极为艰苦，英勇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归于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刚刚踏上征程，就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杨得志领导的红1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当着开路先锋或掩护后卫的重任。蒋介石部署在第一道封锁线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安远、信丰一线的中央军余汉谋的部队，共三个团。敌人不仅武器精良，而且还沿公路两旁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神气、狂妄得很。战斗打响后，红1团的战士们以饿虎扑食之势冲向敌人，斗志之勇猛，动作之迅速，令这些有备之敌都无法招架，结果只用了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并没有摆脱困境，部队几乎一直处于昼夜不停的强行军中。红1团由于担负着开辟道路的重任，因此更加紧张、更加疲劳。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杨得志率领着战士们一步一个血印地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一个个山头。翻过九峰山后，红1团由前锋改为后卫，在左翼掩护中央纵队。1935年1月，红1团再次作为先遣团奉命突破乌江。当时，中央红军的所有机关和部队都集结在乌江西岸，数十万敌军尾追在后，而附近的村庄别说没有船，就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乌江水深流急，徒涉是不可能的。焦急万分的杨得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动静，忽然发现水中随波漂流的一节竹竿，他灵机一动，立即命令部队砍山竹，扎竹筏强渡，从而一举突破了乌江天险。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杨得志指挥的最为著名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的先遣队，红1团在渡过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后，冒雨急行军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大渡河畔一个离安顺场只有15华里的小村。比起以往，红军此时的处境更为险恶：后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数十万大军在紧紧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于大渡河所有的渡口。蒋介石吹牛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左右夹击，共军插翅难飞。他发誓要让红军全军覆没，做“石达开第二”。能否迅速渡过大渡河关系数万红军的生命。杨得志指挥红1团首先消灭了安顺场的守敌，夺取了惟一的一条船。接着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敢死队。在我方炮火的有力支援下，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下，在惊涛骇浪中，17名勇士分成两批进行强渡，很快攻占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杨得志是继17勇士之后乘第三船过河的，望着滔滔的江水，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强渡大渡河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得志率红1团参加了直罗镇战斗，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所谓东征，就是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通过山西，开赴冀、察前线，直接对敌作战。东征前，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抗日先锋军，杨得志担任红1师副师长。部队东渡黄河前，杨得志以他一贯的作风，亲自带几个侦察兵前往预定的渡口实地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以后，6月又西征甘肃、宁夏。此时杨得志调任红2师师长。红2师是军团的前卫，进入陇东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曲子镇有十多公尺高的城墙，城墙外还有很深的堑壕。把守曲子镇的是外号叫“野骡子”的冶成章，他是西北“四马”之一马鸿宾的手下干将。“野骡子”确实野得很，他的部下有不少亡命之徒，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那时我方没有炮，机枪也很少，杨得志把指挥所设在最前沿，指挥部队凭着步枪、手榴弹发动攻击，战斗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打到深夜，敌人的三四百人大部被歼，“野骡子”也受伤被俘。10月初，西征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震动了蒋介石，他调集大批人马，企图趁我立足未稳围歼我军。为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中央制定了山城堡战斗计划，由彭德怀、刘伯承直接指挥。红2师的任务是协同红15军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截断敌人的退路。11月21日，部队发起总攻。战斗中红2师第5团进攻被阻，部队伤亡很大。杨得志急忙赶往第5团，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网，发现敌人主要是利用山上的几座炮楼控制着制高点，用轻、重机枪严密地封锁着红5团进攻的道路。于是，他命令把大部队收回来，派小分队迂回进攻，先
敲掉敌人的炮楼。这一招果然有效。这里的山头很快被我拿下。在这场战斗中，红2师的第4团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也取得了胜利。山城堡战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是我军在历史转折中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杨得志正在“抗大”学习。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期学员提前结业，杨得志回到了老部队。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18集团军），下辖三个师，杨得志任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团长，不久，他率所部三个营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此役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不久，因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有病，朱德命杨得志为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
1938年春，日军为了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调集曾参加过凇沪战争的主力和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企图占领徐州，打通津浦铁路，因而减少了在华北的兵力。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一带的抗战。同年夏天，杨得志率第344旅前往执行任务。他们所去的地方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战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之战、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的南下与西进，起着很大的作用。翻过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刚受命代理旅长的杨得志率100多人与在那里的韩先楚部689团会合。一个月以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就基本上肃清了平汉线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以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抗日政权。
1939年2月初，杨得志奉命再次率部挺进冀鲁豫边区，他们与当地的游击队组编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不久，冀鲁豫支队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他们对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进行了突然袭击，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金乡县的白浮图，对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发起猛攻，将日军赶跑；他们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看到八路军敢打能胜，当地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不久便被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当时，冀鲁豫边区日军较少，而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却很多，土匪司令多如牛毛。为此，冀鲁豫支队在一段时间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付汉奸、土匪司令上。他们抓汉奸头子，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反动分子，对那些被裹胁的贫苦农民和可以争取的土匪强盗则尽力争取，很快便扩大了抗日武装，冀鲁豫支队也由最初的两千人扩大到1。7万人。针对国民党亲日派搞摩擦，企图把我军挤走挤垮的阴谋，杨得志采取了以“挤”对“挤”的策略，先后率部讨伐了顽军石友三、高树勋和卢翼之部，打败了丁树本部，从而完全控制了冀鲁豫边区。中共中央北方局闻讯之后决定立即成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任命杨得志为司令员，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杨得志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打出了一片天地。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很快到来了。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亦称黄泛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疯狂的大“扫荡”。
一天，杨得志指挥部队即将打垮国民党的“剿共第一军”李英部时，预先隐蔽集结的日军第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共约1万多步、骑兵，在100多辆汽车、坦克和20余门重炮的掩护下，分五路向沙区中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