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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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
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
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
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
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
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
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
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
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
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
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
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
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
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
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
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
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
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
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
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
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
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
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
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
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
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
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
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
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
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
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
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
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
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
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
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
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
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
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
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
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
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
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
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
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
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
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
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
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
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
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
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
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
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
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
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
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
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
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
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
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
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
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
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
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
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
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
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
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
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
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
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
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 ※ ※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
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
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
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
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
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
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
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
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
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
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
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
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
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
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
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
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
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
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
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
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
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
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
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
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
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
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
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
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
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
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
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
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
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