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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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
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
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
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
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
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
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
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
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
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
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
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
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
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
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
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
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
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
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
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
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
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
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
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
“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
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
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
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
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
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
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
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
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
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
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
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
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
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
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
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
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
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
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
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
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
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
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
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
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
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
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
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
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
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
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
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
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
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
“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
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
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
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
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
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
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
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
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
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
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
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　　　　　　　　　※　　　　　　　　　※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
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
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
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
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
倒下了。

　　　　　　　　　　※　　　　　　　　　※　　　　　　　　　※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
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
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
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
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
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
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
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
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
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
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
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
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
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
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
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
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
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
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
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
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