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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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
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
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
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
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
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
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
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
“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
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
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
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
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
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
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
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
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
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
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
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
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
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６－１、“五·一六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在外国首脑和记者们的眼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一位美国专栏评论员写道：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但落后三步。”此话不无道理。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形下，
很难想象周恩来如果不同毛泽东一起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没有周恩来苦撑着越来越
糟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必然会更加难于收拾。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周恩来“落后三步”地跟在毛泽东的身
后，委屈求全，于危难中显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是不会怠慢的。
文革之初，他就频繁地出入于首都大专院校，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红卫兵运动上。
1966年8月，周恩来至少20次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他还4次亲自去清华园，亲切
地同学生们交谈：“我是来煽社会主义之风的。”
有一次，他冒雨参加红卫兵的一次集会，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伞，那套灰色套装
在雨水中打湿了。他淌过没过脚踝的水洼，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坐在一张潮湿的凳子
上，任凭雨水淋着。几千名同样浑身水淋淋的红卫兵齐声呼喊：“给总理打伞！给总理
打伞！”，周恩来走到台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你们不是给了我一个红卫兵袖章
吗？你们正在经风雨受锻炼，让我跟你们一道经受锻炼吧！”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使数千
名红卫兵大为感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下午，周恩来和江青同乘
一辆敞蓬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缓缓驶过聚满了人潮的天安门广场。事后，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大声呼喊，喊得嗓子都哑了。”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红卫兵应该正确区分好人与坏人。“牛鬼蛇神”应该揭发，“但要看他们是
否搞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证明他们还比较老实，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条出路。”
他说，红卫兵组织应该善于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红
卫兵。因为一个人出身时，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只要他们背叛自己的阶
级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
他说，红卫兵应该防止武斗。“开枪杀人不难，只要瞄准就行。用拳头伤人也不难，
只要有蛮劲就行。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1966年9月的一次百万红卫兵大会上，周恩来宣称，
文化大革命正给刚刚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予革命动力。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
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
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
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
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劳动品质。”
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
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 ※ ※
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
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
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
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
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
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
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
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
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
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
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
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
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
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
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
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
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
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
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
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
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
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
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
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
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
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
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 ※ ※
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
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
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
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
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
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
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
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
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年4月的一次红
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
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
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
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
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
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
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
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
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
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
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
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
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
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
《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质问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