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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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击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
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汽车里，周恩来双目紧闭，头部无力地歪靠在保健医生的肩上。医生噙着泪，迅速
拿起氧气枕的导管，慢慢地送进周恩来的鼻腔。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五·一六兵团”的偏激行为使一贯温和克制的周恩来也无法忍受了。按照“五·
一六兵团”的设想，中国似乎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废除货币，
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五·一六兵团”部分理论已开始付诸
实践。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曾效仿过这些理论。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仍在各种红卫兵组织中继续泛滥。有消息说，
某几位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
的电台”。
在湖南，这种设想正在部分地实施。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
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
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
种种偏激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更加惶惑了，外国人就更不用说。连一向同北京友好
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抱怨北京治安混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
其人身安全难于保障。西哈努克将个人意思暗示红了周恩来，周恩来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次契机。
他得牢牢地抓住这次契机。
那段日子，毛泽东正在大江南北视察。周恩来让他的机要秘书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讲，要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1967年8月底，也就是英国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去见毛泽东。
这次，他是要向毛泽东进谏。
也许，毛泽东会不听他的意见，对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他相信毛泽东
会理解他、支持他的。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尤其是1934年的长征以来，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在私人关系上，他和毛泽东都合作得不错。长期的密切配合，使他们之间有一种默
契的友谊。
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北京最近的情况，尤其是8月以来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外交
部夺权的事，周恩来倾向性鲜明地提出了批评。起初，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他继续强调，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周恩来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神情严峻地谈到了他的难处。为了处理首都和各省出
现的混乱，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身体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
且，“五·一六兵团”对他进行各种攻击，要炮轰、火烧，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
另一方面还得应付“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谈完这一切之后，周恩来停顿下来，语调
低沉而缓慢地慎重提出：请示主席考虑，让他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 ※ ※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
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
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
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
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
《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
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
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
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
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
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
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
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
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
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
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
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
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
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
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
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
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
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
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
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
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
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
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
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
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
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
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
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
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
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
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
杭州疗养去了。
※ ※ ※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
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
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
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
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
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6·16兵团”也
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
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
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
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
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
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
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
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 ※ ※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
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
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
“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
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
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
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
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
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
“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
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
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
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 ※ ※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
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
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
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
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
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
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
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
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
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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