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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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
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
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
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
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
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
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
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
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
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
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
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
悲哀的结局。


　　
６－２、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
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
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
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
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
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
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
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
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
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
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
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
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
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
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
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
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
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
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
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
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
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
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
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
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
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
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
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
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
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
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
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
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
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
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
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
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
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
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
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
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
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
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
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
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
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　　　　　　　　　※　　　　　　　　　※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
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
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
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
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
“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
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
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
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
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
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
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
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
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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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束文
化大革命。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会保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他们面
对的是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希特勒。在战斗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决不后退。红卫兵呼
叫着呐喊着，一个个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流出满地鲜血……。
　　这时候，离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祭。
　　在清华园里，形势正一天天趋向严峻。
　　到了1968年春天，两派红卫兵终于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开战之初，还比较文明，
仅用拳头和脚，不久就用上了棍棒、长矛和大刀，肉搏战升级为攻坚战。
　　4月23日，为争抢一辆救护车，红卫兵双方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
　　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再次大打出手。
　　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再起蜂烟。
　　5月16日，双方打算交换战俘，未成，仇恨膨胀，冲突升级。
　　5月29日之后，武斗升级到动枪动炮了。在学校实验工厂里，双方都在加紧研制各种
手枪、手榴弹、燃烧弹……。当天，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
琥卫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次日凌晨三点钟攻打“四·一四”派控制的东区浴室大
楼。
　　5月30日凌晨三点，蒯大富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的电厂，下令全校断电。信号发出后，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迅速搭起云梯，意欲冲上楼顶，抢占有利地形。不料，因守在浴室楼
内的“四·一四”派十多名红卫兵个个勇敢善战，砖头、石块如大雨泼出，攻坚的井冈
山兵团只好撤下来。
　　于是改为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火攻。
　　攻势猛烈，固守在浴室楼内的“四·一四”派眼看顶不住了，急救援兵。不久，从
中央主楼及“四·一四”派其他据点里，援兵们手持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而来。
　　井冈山兵团急调自制的坦克助战。由于退却不及时，“四·一四”派的一名红卫兵
当场被辗死。
　　愤怒的“四·一四”派奋力反击，将井冈山兵团一名红卫兵用长矛活活刺死。
　　这一下又轮到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愤怒了。他们加强攻势，火攻加上烟熏，各浴室
楼发起新一轮冲锋。“四·一四”派渐渐不支，从浴室楼撤退，进入科学馆。
　　科学馆是一旧式西洋建筑楼房，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基础课所在地。“四·一四”派
进入科学馆的红卫兵整整100人。首先，构筑工事，门窗及一切通道进出口处，全都采取
了防范措施。
　　在科学馆的四周，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已用各种枪支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道路。
唯恐火力封锁不够，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又在科学馆西南端的一处小山包上挖了地堡，架
起了枪支，日夜观察敌情有什么变化。
　　被围困在科学馆内的“四·一四”派100名红卫兵的处境非常不妙。
　　一天，一位名叫杨志军的红卫兵从科学馆后门刚一露头，一颗子弹飞来，将杨志军
当场击毙。尸体被同伴抬回馆内，用拆卸的门板、教学柜打成一具简易棺材，草草殓尸。
　　此后不久，又一名“四·一四”派红卫兵被对方的枪弹射杀身亡。
　　被久困在科学馆，给养越来越成问题。在井冈山兵团严密的封锁下，出入科学馆非
常困难。为了给被困在科学馆里的战友们送粮食，“四·一四”派红卫兵每次都全副武
装，抓住一切机会接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锁越来越严，外边的东西根本无法
再送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