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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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
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
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
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
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　　　　　　　　　※　　　　　　　　　※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
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
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
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
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
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
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
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
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
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
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
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
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
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
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
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
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
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
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
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
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
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
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
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
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
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
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
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
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
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
“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
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
“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
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
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
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
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
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
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
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
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
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
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
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
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
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
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
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
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
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
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
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
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
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
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
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
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
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
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
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
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
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
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
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
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
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
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
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
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
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
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
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
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
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
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
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
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
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
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
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
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
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
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
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
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
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
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
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
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
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
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
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
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
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
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
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
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
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
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
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