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第五节经济的复苏-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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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新疆的省长杨增新上台伊始，经济困难，他意识到开渠垦荒，发展农业之利。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他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汗王布彦蒙库遗孀色尔济布吉特、生钦五世活佛商量：“准旧土尔扈特蒙部于北大渠之北开一新渠分水，新渠以北归蒙部放牧，渠南归县招垦，垦荒两万亩。”渠北旧土尔扈特蒙部子弟千余人垦荒两千余亩，从根盖拉吾龙王爷的苏木内，抽出３５户牧民愿意习农者灌水播种，次年收粮３０００石。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生钦五世活佛采取盟旗现有土地继续以伙种的方法，分做三部分，一部分租给汉族农民播种，以利安置内地农民；一部分继续租给原包地户维吾尔族农民耕种；一部分让各旗原种地的蒙部子弟耕种，并将三部分农民各抽一半人员参加修浚疏导原来修建的北大渠、开来渠、大巴伦渠、小巴伦渠、盖干渠。当年部落的收粮自给有余。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焉耆粮农大丰收，当时焉耆人口很少，而当时杨增新采取减少人民负担的弱兵政策，“全新疆军队不及两万人（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６６９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１９８６年版），”加之新疆交通不便，卖往外地粮价不及运费，一时谷贱伤农。生钦活佛及时调整了农牧业生产结构，将蒙部半农半牧者，全部改为从事牧业，只留蒙部纯农户从事农耕；土地采取轮耕和休耕制。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生钦活佛与苏联签订技术合同，由苏联工程师总体设计，以甘肃清末举人李福禄为监工（此人上过新学堂，甚懂数理知识和土木技术），以河南获嘉泥木匠张志成为施工负责人，（他维修过承德避暑山庄，获嘉泥瓦匠历代闻名全国），在和靖蒙王府的采邑修建面粉厂一座，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日一举试车成功。面粉加工厂建筑大体是苏俄式的，用的都是最好的青砖，当时是焉耆盆地一项开创性的工程，面粉厂把黄水泉的水引入赛尔克绿沟，再进入乌兰马义克渠，渠水流进面粉厂时，水位差高达４米，产生很大功率。从赛尔克绿沟向面粉厂厂房延伸近5公里的路线，全是人工筑坎，而且水势是缓流而下，所需土方不下４００００立方米，工程量很大。面粉厂建成后，生产设备机械化，从小麦的筛选到加工成面粉都是用机器。日产面粉４００袋，１００斤小麦产面81斤，人称八一面，面白细香（焉耆产麦质地好），运往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备受市民欢迎，除掉所有本钱，每袋面可赚银票3两，次年5月即将建厂贷款还完。原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及汉维农民种植业耕作粗放，耕地主要用“二牛抬杠，”农具十分简陋。“在３０年代初，生钦五世活佛为了改变农业生产这种落后的状况，从苏联引进单双铧犁等比较先进的农具，改进了农业耕作技术（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２２０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提高了耕作效率和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部落一年产粮300多万斤，除留部落自用１００万斤外，其余加工成面粉全部销往外地。
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金树仁上台，一改杨增新的弱兵制，施行军事强兵制，从新疆不到两万人之兵迅速增至12万兵员。12万人要粮要饷，金树仁政权就到处抓丁派役，加税增赋，一时间搅得新疆鸡犬不宁，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焉耆包尔海、七个星、乌拉斯台、南哈拉莫墩的蒙古部农民，首陷其害：1年中征4次粮食税、油税、土地税、契税、房税，税种竟达16种，而且每次都要征税高达百分之十，年征税高达百分之四十。金树仁征税如此之重，就连较富裕的大户人家，1年之内就告破产。又加之马仲英入侵新疆，各路起义者、征剿者、叛乱者走马灯似地路过土尔扈特部人民所住之地，他们一到就要催拿索要，土尔扈特蒙部民不聊生，纷纷逃入尤勒都斯草原弃农还牧。１９３３年金树仁在人民的反对征讨之中逃跑。盛世才一上台，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宣布新疆全部免征一切赋税，１９３３年，中国新疆成为无税省。他先依靠这些骗人的花招，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地将叛乱者和起义者镇压下去，新疆局势趋于平定。土尔扈特农部人民在１９３３年底又回到农区，尽管是冬寒，他们烧荒除草，整理土地，来年，疏浚渠道，修复了水利设施。汗王满楚克札布还根据七个星蒙古农民夏尔娃哥提出的精耕细水种地法，在部落农部大力推广。１９３４年部落的春小麦收成就达４００多万斤。抗日战争中，蒙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实行了减租包地法，就是将蒙部人民无人租种的土地，包给内地来的汉族农民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耕种，由原来每亩交一半租子，改为按收成每百斤交十五斤，一切税赋由包地户负担，出租者再不负担，遇重大灾害酌减租，一般不得随意减租。此法首先在焉耆盆地试行，然后在伊犁平原、乌苏冲积扇平原与精河两岸推广，解决了新疆蒙部农田严重抛荒问题，蒙汉人民各都获利。“盛世才要离开新疆的最后两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税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土尔扈特人民不堪其虐，毅然参加了三区革命，土地无人包租，农民又一次将土地大面积地抛荒，虽经满楚克札布的夫人到每个蒙部农民家里走访慰问，劝农复垦，但收效甚微。直至国民党政权垮台前还是人心惶惶，农民无所适从，农耕不兴，良田抛荒，水利损毁，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和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开都河都发生洪灾，淹没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农民良田近万亩。杨增新统治时期，牧业得到了充分地发展。生钦五世活佛在进藏学习期间，发现了西藏雪山牦牛终年居高山，吃野草，饮冰溪，能忍饥耐饿，不怕风雪严寒，是山区牧民转场搬家，高山运输中得心应手的工具，还能给人民供应鲜奶、瘦肉和毛皮。“他在回尤勒都斯草原时，倾囊买了２００头母牛和6头公牛，由于远道跋涉，回到家乡只剩１７６头母牛和6头公牛（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60页，1989年版）”交给牧民放养培育，到１９４９年仅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牦牛就发展到５４４９头（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６２页，１９８９年版）。他还将这些牦牛送给其余东归5盟12旗的人民，让他们予以繁育发展。到１９４９年东归5盟共繁育牦牛近万头。在牲畜的品种改良上，生钦五世活佛从苏联引进１５０匹中亚马种，经过改良以后，这种马的头、身大小适中，两耳竖立，胸廓宽厚，蹄质坚实，敏捷温顺，善走能跑，持久耐劳，这就是驰名全国的焉耆马。一举改变了原来喀喇沙尔马个小、胸窄、头短跑不快的性状。他还从苏联引进了１头黑白花种公牛和５头黑白花种奶牛及１头花白公牛犊，这种牛体格强壮温顺，体大而奶多，奶质淡甜而清香，口感好，深受牧民的欢迎。他把这种欧洲奶牛交给养牛能手钢格尔和夏格尔两兄弟喂养，到１９４９年，这种牛通过杂交优势已发展到千头以上。他还从苏联引进了１５０只细毛羊，杂交未成功，由于喂养无经验，方法不当，造成尤勒都斯羊体质退化。“但苏联鉴于他大胆革新试验的精神和牛、马等杂交成功的实际，于１９３０年曾授予五星劳动奖章一枚（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２２０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他为土尔扈特人民可谓呕心呖血，甚至连牧羊狗都想到了，并加以引进。他从西藏引进了５对戈尔孜狗，这种狗个头犹如老虎狮子一般，毛长，善照看牧畜，比较灵敏，对于狼害是先将群狼之首和狈进行了无畏地攻击，不决胜不罢休，有力地保护了畜群，防止了狼害。他还从苏联引进了两对马西卡狗，这种狗耳大、体长，能听懂主人的使唤，往往几条狗对付50—60只1群的狼很快能取胜。这两种狗深受牧民的欢迎，至今还在尤勒都斯草原上繁衍生长。他主持盟政期间，还制定了红旗羊制度。即把喇嘛庙的25只羊为红旗羊，红旗羊每年必须交4只羊羔和一只羊的酥油。其余的繁育剩余归牧民，但红旗羊不得损失，并保证予以提纯复壮。“如损失予以赔偿，无力赔偿到寺庙服役”，如遇灾害情况属实不予赔偿。以后这种制度也推广到牧主、部落的王公贵族中间，不少的牧民依靠红旗羊制度都富了起来。当时杨增新官办吉木萨尔、巴里坤的两个军马场亏损严重，杨增新虽经整顿，毫无改变。杨增新让生钦五世将全部官马租赁给土尔扈特部落人经营。生钦活佛实行铁畜制，即每１００匹官马，每年报交仔马10匹，并保证基本马提纯复壮，其余归牧民所有，损失照价赔偿，灾害疫病照样如此，名曰“铁畜制”。杨增新觉得这样既保住了现有马群，又每年还净得２４０多匹马驹，还能卸去亏损的包袱。而土尔扈特牧民们都乐于接受，因马系大畜，抵御灾害和疫病能力强。２４７２匹官马来到尤勒都斯草原落户，几年间发展到4千多匹，匹匹骠肥体壮。杨增新很是高兴，而牧民也获益甚丰，都称颂这位生钦佛爷。抗日募捐：在抗日战争中，土尔扈特人民在全民抗战的推动下，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拥护抗战，援助抗战的热潮。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认购抗战公债、同盟胜利公债、抚恤抗战实用性公债等，仅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认购公债就达两万多元。他们为了增强抗日国防力量，热烈响应征献军马1万匹的任务，仅东归6盟就捐献军马13000匹。南路盟牧民温道尔济仅有15匹马，除留下自用放牧的5匹外，其余全部捐献。新疆省政府派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将人民捐献的13000匹马亲送南京国民政府。南路盟人民还热烈响应１县捐１架飞机的活动，乌静彬一次就拿出自己的嫁妆1万元给捐赠站，仅南路旧土尔扈特捐款就达８万多元，完成了１架飞机多半的捐赠款项，使焉耆县完成了捐１架飞机的任务，抗战八年，仅南路盟人民就捐款物达１２万多元。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盛世才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推行第二个三年计划，大力发展畜牧业，“在新旧土尔扈特各盟旗所在地计成立了４个牧业局，２０个割草站，８个畜医院，３０个种畜场（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第２８９页，新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在旧土尔扈特部焉耆大桥东南，建畜医院１个，在博斯腾湖西岸包尔海地建立著名焉耆种马场１个，在乌拉斯台建种羊场１个，有力地解决了尤勒都斯草原羊和苏联羊群杂交造成羊群退化的问题。在巴音布鲁克，建立割草站两个，目的是建立土尔扈特牧民的定居和减少过冬转场问题。可惜这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的措施，由于盛世才日益走向反动，枪杀和囚禁了干劲十足的共产党人而停止。“１９４５年尤勒都斯获得新生，牧业生产得到发展。并每年从3—4万头的老牛、老马、老骆驼、体弱的羊，进行更新换代（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２５８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使牛、羊、马、驼的品种优化，使畜群得以提纯复壮。到１９４９年尤勒都斯县与和靖县合并为和静县时，尤勒都斯草原畜群全部有一定抗疫抗灾能力，体质较为强壮。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中部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经过了由盛到衰的过程。
王府贸易：汗王府的贸易发展较为顺畅，每年汗王府派专人把牧民的皮毛、肠衣收购起来，大宗出口或卖给内地商人。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布彦蒙库汗王一次就向沙俄政府出口羊皮１０万张。还不时和内地的商人做畜产品生意，还在乌市、伊犁、哈密、喀什设商号，开店铺进行贸易活动。
寺庙贸易：即喇嘛们将牧民手中的畜产品收购上来，或者将牧民布施的畜产品囤积起来，进行转手贸易和加工贸易，将要售出的畜产品卖给内地商人或焉耆的皮货行。所谓加工贸易，即为防止畜产品变质，交给焉耆城镇或和静集镇的皮革加工厂制成皮革半成品或成品，待内地商人需货时待机售出。
自营贸易：是部落人口几户或几十户，甚至几百户将畜产品集中起来，派一个能说会算的做代表，到伊犁中俄边境换回糖、烟、酒、石油、火柴、纺织品等日用品，由于他们自行和外商打交道，往往倍受盘剥。如１９２９年金树仁祸乱新疆时，牧民派纳木吉利到伊犁边境自营出口皮张１０万张，由于当时苏联对边境贸易管理人员管理不严，有的管理人员是贪利的市侩，卑劣的阿混，他们说几级就是几级，如果争辩扣级更为严重。有一次压级压价竟达１０万卢布，后纳木吉利告到伊犁领事那儿，使苏联出口管理部门加强了管理，迅速进行了整肃，一次赔偿就达１５万卢布。
行商贸易：各族商人也到草原经商，广大牧民群众按自己的生活需求出售给外地来草原收购畜产品的商人。如焉耆的回族商人苏阿吉、东东子等，迪化（乌鲁木齐）的回族商人杨福三等人都深入到尤勒都斯草原经营。行商一般非常灵活，牧民要求以货换货，或者要求以货卖钱，或者要求以货换金银玉器首饰，他们都答应，往往都是使牧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去。牧民有时比和王府贸易、自营贸易都赚得多，但当牧民放弃自行贸易转为依靠商人时，商人往往层层压价，使牧民倍受奸商盘剥，１９４９年以前，牧民一直未放弃集体性的自由贸易。
民国早中期和通苏木（１９４０年后改为和静）已有一定的商业规模，汉族、维族、回族、蒙族的商人、工匠陆续来这里做生意，他们定居行商，各种作坊和店铺相继开张，是南土尔扈特盟一个经济贸易发达的城镇。
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土尔扈特部落的生钦五世活佛和迪化（乌鲁木齐）回族商人杨福三合办三多公司（（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５辑，第６４页，１９８９年版。），“三”取杨福三名最后一个字，“多”即取多布栋生钦五世活佛的第一个字。公司所在地是焉耆三号桥，门面较大，是综合性的公司。经营的品种有布匹、绸缎、毛呢、鞋靴、搪瓷、文具百货、皮毛皮革、土特产品；并在和静、和硕、巴仑台、尤勒都斯区设立公司分店。灵活经营，既批发又零售，既代销又自销。虽然靠马车组织货源，但采购货源之人惜时如金，一般1周从乌市、伊犁跑个来回，加快了货物和资金的周转。公司生意兴隆，赚了一笔款子；但好景不长，随着生钦五世的去世，金树仁的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经济混乱，物价飞涨，买卖难做，“三多公司是股东抽股，债台高筑，只好宣布倒闭（同上书）。”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尔德尼和天津汉族商人陈利源合办了合行公司。“合”即合伙做生意，“行”即行业之意，股东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牧民，总共有股东５００多人，每位股东拿出羊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