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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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于是有这样的对话：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十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日“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人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现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秦俑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林斡：《匈奴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蜡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又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人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裴驷《集解》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人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日‘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一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蝓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有异。唐人元稹诗“金刚锥透玉，镔铁剑吹毛”（《全唐诗》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今按：“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认定汉武帝时代已经“引进”“镔铁”，如果没有确凿的考论，则不免会被认为对历史研究基本年代学准则的背离。
杨宽先生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人我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12页）美国学者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六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七世纪时又说它是厨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牛的一个类似于‘pin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74页）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人，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人。即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应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十“金丝矾”并不具有‘似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物理小识》写道广《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可见“金丝矾”应是黄色，并非“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不仅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考古》1963年11期）于是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在《剑和刀》（《中国古兵器论丛》）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甜，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人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也还可以讨论。《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挈，饭匕也。挠，和也。”“径路刀”与“饭匕”共用调酒，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著《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关于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编导者“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一本书里，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一部全集，无论分多少卷册，也只是“一部书”，不应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
有的作者自己曾经将同一篇文章编入不同的集子，在他身后别人为他编印全集或文集的时候，就得设法避免重复。以鲁迅著作为例，’他曾经把《序言》编人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里。在这两个单行本里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在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就必须避免这个重复了。于是在《全集》中的《南腔北调集》里作存目处理，在这一卷的目录上，这一篇的标题后面加括号注明：“文略，见第十一卷《两地书》”。这样既可以让读者知道《南腔北调集》的原貌，又避免了重收文章。
在胡适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他的诗集《尝试集》1920年初版之时，卷首有一篇作者自序，不久之后这诗集再版，又增加了一篇再版自序。1921年《胡适文存》一集出版，作者将这两篇序言编入其中。《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一集，是两部独立的书，篇目上稿有一点重复也没有什么。在编印《胡适全集》的时候，似宜将《胡适文存》一集所收的这两篇序言抽去，作存目处理，注明文见第10卷《尝试集》就可以了；可是没有这样做，两处都收于。自序见第1卷第179页和第10卷第15页，再版自序第1卷第197页和第10卷第34页。1922年3月他为《尝试集》四版写的自序，也重复收到《尝试集》（第10卷第43页）和《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813页）中了。
胡适为所著《章实斋年谱》写的那篇自序，也曾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编印《全集》的时候，这篇在《文存》二集的就似宜作存目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