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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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们特有的无奈，那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妥协甚至幻灭、激情的勃发与冷却进而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这部力作，将使我们今天的思考与争辩更加深刻，而不是流于随感，更不是“非此即彼”地简单苛责或颂扬。那一代人早已风华不再，从纷繁炽烈的时代大舞台怆然谢幕退场已久；不过，他们繁华褪尽的身影却一直时显时晦地浮现在虽无喧嚣但更加深沉阔壮的历史舞台，郁郁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结”。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林女士慧眼识书，力主重出此书，相信会给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带来新的思考。此书新版不仅印数远远超过旧版，而且印刷装帧精美大气，旧版简直无法望其项背，时代之变化，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
■ 叶 隽
2004年，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我访问了德语文学界的前辈张威廉先生。年逾百岁之龄的张先生，虽已不太能自由行动，但精神尚好，坐在沙发上，虽不很方便，但仍要起立致意，我们再三劝住，方才罢了。屋中的书不多，不太像一个大学者的家庭摆设，或许我们看的只是客厅；桌子上放着他自费印行的佛经，倒是很有居士的“济世之心”。张先生的讲话已经不太能听的清楚，一方面因为有口音，一方面或许还是年纪太大的缘故，有时由他的大女儿帮我们充当翻译。
我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对当初北大与德文系情况的追忆，主要是与我对材料的掌握情况做一印证。二是作为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对南大德语专业建设与发展情况的追忆。希望凭借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对研究略做印证。问题就从张先生当学生时开始。
一、北大求学时代
叶：张先生，能不能谈一谈您当初是怎么想到去上北大德文系的？
张：我当时在北京工作。北大当时开设德文系，所以我就去考了。
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北大设的是“德国文学系”，也就是说考生条件是受到限制的，即必须是有德语基础的人才有资格报考。
张：是的，当时蔡元培当校长，从欧洲请来欧尔克办德文系，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初人校的学生都是有德语基础的，我是原来在同济学的德语；还有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像商承祖，他的口语很好；还有不少人是从湖南考过来的，他们在那里学过德语，但都不太好。
叶：您当时在北大都听过哪些课程啊？
张：我那个时候是半工半读。早晨去北大上课，下午回单位上班。欧尔克教授，是我们最主要的课程教师。他是德国有名的学者，研究莱辛很有成绩。那时是在1919年，地点在沙滩，红楼。一般都是在上午，欧尔克教授讲课很好，清楚，他要我们背诵诗歌，这样对文学修养和语言流畅都有好处。除了读文学作品之外，还学语言史、文学史等，包括很老的一些古诗，像《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有的是抄黑板，有的写讲义。他这个人很有水平，自己写过《德国文学史》《莱辛评传》。还有杨丙辰，他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做Richard Wilhelm，我听过他在大礼堂的演讲，不过在北大的时间好像不长。
叶：那就应该是卫礼贤了，他在北大也就教了一年。除了专业课之外，您还听过别的课没有。像冯至先生说，是北大自由的风气培养了他，五四对您有没有影响？还有什么记忆吗？
张：我听过胡适之的课，他讲中国哲学史。还有吴梅的选修课，讲戏曲。这些课还是有启发的。
叶：那您有没有听过周作人的课，他讲欧洲文学史。
张（缓慢地摇头）：没有。（这点似乎有待考证，后有详论）
叶：那五四对您的影响怎样？
张：那时学校都停课了，我们都不去学校。大家自己在家里看书，后来欧尔克教授就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去，他很认真的。那时候，北大还没有复课。
叶：您见过蔡元培吗？和他有什么交往吗？
张：见过，听过他的演讲。但他经常到国外去，不在学校里。和他个人没有什么交往，毕业时候欧尔克对我讲，蔡校长想留我，但我母亲有病，想回家，就没有留下。但后来还是到北京来了。
叶：您当时的同学都有哪些人？
张：商承祖，他是从德国回来的。德语讲的很好。后来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同事。他当过南大外文系的主任。
叶：商先生的东西好像留下来的不多。我曾经尝试联系过他的女儿，但她不愿意见研究者，说是可以去查档案。今天我们去南大档案馆查了，也没有他的档案。但我就图书馆查阅的资料来看，商先生好像写作很少，这个现象比较奇怪。
张：他的中文不太好。但至少翻译过两部书，是和别人合作的。他的德文很好，从小在德国长大的。他用过商章孙的名字。
叶：您在校的时候认识冯至先生吗？
张：冯至的年级比我低。我好像是后来才认识他的。
叶：是的，我考证下来也是这样，北大学制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预科两年，不分系，只分文理科。冯先生1921年入北大预科，1923年暑假后入德文系本科一年级，1927年暑假在北大德文系毕业，在北大共求学六年。张先生您1919年入北大（五四之前），1923年毕业。在北大求学四年。冯至入德文系本科时，您已经毕业工作。所以你们在校时可能并不认识。另外，罗章龙，您有印象吗？他是翻译《共产党宣言》，参加马克思小组的。
张：记不得了。还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唐性天（音），他的体育很有特长的，后来开书店，还给我出书，但后来打仗把稿子烧掉了。一个叫许潘云（音），后来当过浙江省教育厅的厅长。
关于先生的著译，当然不能不有所提及。我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开德语文学研究学术史风气之先的《德国文学史大纲》，于是问题就从此提起。
叶：张先生，您那时候为什么刚大学毕业就写了《德国文学史大纲》这本书？
张：那时候觉得有兴趣，主要的材料是根据几本德文的书，主要是欧尔克上课的资料。
叶：那么，您对这些作品都读过吗？
张：没有，当时也就是做介绍而已。主要还是根据人家的资料写的，主要是欧尔克的，他自己讲德国文学史，有不少材料。
叶：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是否受到当时“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我记得您这本书好像是放在一套丛书里面印行的，包括林传甲的《中国大文学史》。
张：不是，我就是自己感兴趣。写了以后还找不到地方出版，后来就通过我的叔叔找到了张东荪，又托到中华书局的熟人，才给出版的。当时印了有1000本。
叶：您了解当时国内外的文学史撰写情况吗？，
张：不太清楚，当时因为国内没有德国文学史，所以才想着写一部，就是感兴趣，手头又有些材料，后来还再版过。
关于第一个问题，据张威廉先生回忆，北大德文系第一次招生十余人，有不少是湖南来，德语不太好；他算是德语基础比较好的。还有商承祖，虽低一级，但因其从德国来中国，德语基础很好，故同班听课。但商氏德语好，中文不太好。所以，张威廉算是比较全面的。北大德文系招生时，张威廉在北京政府内务部工作，主要是负责遣送德侨的工作，做翻译。他得知消息后，便去报考。因当时要求有德语基础，他自己是同济出来的，德语基础不错，便考取做了第一届学生。关于在北大上课时的整体情况，他似乎记忆不是很清楚。关于专业课，他回忆的比较清楚，但公共课和选修课，似乎不是很确切。如欧洲文学史的课，据张氏自己的书面回忆：“除本系课程外，有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我记得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此外有欧洲文学史、科学方法论等。选修课我记得选过词学和诸子百家。后者虽名为百家，实际只讲了荀子一家，感到失望。第二外语我选的是法语，教师经常旷课，以致学了两年，毫无收获。”（《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第1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而周作人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即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区分为“欧洲文学史”与“希腊罗马文学史”，每周各三小时的课。后还将讲义编印成书，于1918年10月被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出版，以希腊、罗马为主，对德国文学只是略有涉猎。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另参见周作人：《欧洲文学史》（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间1920年12月～1921年9月，周作人养病，未上课，余时则应都是他在上课。参见雷启立：《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第1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二、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创办
关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建立和发展情况是我关心的另一个命题。而张先生恰恰是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叶：您1943年来到当时的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担任德语教师，当时的情况怎样呢？您为什么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北大任教，反而在十年之后又重新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呢？
张：我毕业的时候，母亲有病，急着回去。后来为生活所迫，还是去了北京，在西门子电机厂谋了个工作。1933年的时候，陆军大学从北京迁到南京，校长杨杰请我去教德语，我就去了；后来陆军大学课多，我就请以前的同学商承祖去兼课，他当时在中央大学。抗战爆发后，我随陆大迁移，最后到了重庆，这时中央大学也迁到重庆，商承祖就请我去兼课，当时德语是公共外语，还没有专业。那时候大概是1943年。
叶：中央大学在1947年的时候建设了德语专业，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呢？
张：这主要是范存忠的关系。他当时任外文系主任，这个人很有眼光，要把德语作为一个专业搞起来。当时德文做公共课已讲了很长时间了。
叶（取出一册刚买的《雪林樵夫论中西一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您说的是范先生吗？他的博士论文是做《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张（接过去翻阅）：对，就是范存忠，他是搞英国文学的，在哈佛拿酌博士，当过南大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副校长。
叶：那除了范先生之外，德语专业自己有哪些先生们呢？
张：还有就是商承祖，他和我是北大的同学，后来到德国汉堡大学又拿了博士。他负责，后来他还当了外文系的系主任。
叶：您还能回忆起来当初德文专业建立时候的其他情况吗？有多少人？
张：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本科生；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商承祖的女儿商志秀好像是其中的一个。
叶：其实中央大学的德语专业第二届学生还未毕业，就已经解放了。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之后的德语专业怎么样？好像同济、复旦的德语都过来了，实力很强的？
张：人很多的，他们都过来了，而且带了很多书和资料。像陈铨、廖尚果他们；陈是写剧本的，《野玫瑰》很有各，后来被打成右派。廖是摘音乐的，也很有才。但他们个性也比较强。
叶：张先生，您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大家都在想您取威廉这个名字，是否是德文WILHELM的译音？
张：不是，不是，没有关系。这里的威廉，是取“公生明，威生廉”之意。
叶：张先生，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感谢。祝您身体健康，佛心常在。
张：走好。
南大德语专业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似乎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讲不太清楚。张先生言辞之间，似乎也不愿多谈。但大致还是听出了一些端倪，可能与学术派系不无关系。当时南大德语专业似乎并未能完全充分利用这院系调整的“大好时机”，以大力发展南京大学的学术实力。其时的外文系主任是商承祖。1953年下设两个德语方面的教研室：德国语言教研室，主任张威廉；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陈铨。作为外来者的同济与复旦来了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张威廉这样回忆：“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真可说是人材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1823年出版的《席勒全集》。”（《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第16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确实，以上列举，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如像陈铨这样的人物，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文学上，都是很强的。说当时中国南方德语文学界的优秀人才多半“云集南大”，当不为虚言。请注意，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德语专业受到限制，1952年的院系调整，全国范围内只保留三个德语教学点，在南方为南京大学，在北方为北京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学校（参见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第71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其中南京大学误为南开大学）。可惜后来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之冲击，这批优秀人才之聚结，非但未能发挥“团队效应”，而且个人之学术成果竟似也“屈指可数”。如陈铨在建国前后，就学术成就言，简直“判若两人”。相比之下，张先生似乎相对较为超脱，尽量将精力放在教学与翻译上，他的很多翻译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做出来的。这其中蕴藏的学术史与思想史风景，其实值得大加开掘，不过那不是本文之任务。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切望有更多的同好来关注此一领域，开辟出其后“风光灿烂”的无限风景。
附记：访谈之后不久，竟得张先生仙逝（2004年7月1日）的消息，悲怅莫名。现在将访谈笔记整理出来，以寄对张先生遥思之情。另本次访谈承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指引与陪同，特致谢意。
茅以升作并书
每当我看到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者茅以升先生（1896～1989）八十七岁高龄时，为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自作自书的《北洋今胜昔二十韵》，都会深深为他的艺术修养所折服。
茅以升曾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校长，对天津大学有独特深情。多年来，他一直十分关心天津大学的发展。茅老对天津大学的来人甚为热情。我曾受学校委托请他题写校训：实事求是。茅老的题字每字一尺见方，其笔力和神韵为师生和校友称颂。
天津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前夕，我接到茅老来信，约我到他家中面叙。我刚进家门，茅老便从书房取出很宽大的一卷宣纸。打开一看，只见一米多长的冰雪宣纸上写的是一首二十韵的“长诗”，行行对称、结构严谨，让我看呆了。
回校后，我们展开茅老“二十韵”长诗，仿佛是在展开一幅飘逸的山水画海。下笔逆人、行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