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4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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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牛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五十年代，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和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科学工作者得以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连存活的余地都没有，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部宏大的交响曲。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文学出身的作者，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则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15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读者的尊重。
关于
最早听说束星北是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是青岛日报社的记者，刚被分工担任科技口报道，初次采访就听人谈及他的名字。讲他的人大都由着兴趣说他的传奇，说那些侠性十足的故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英雄”，也隐约感觉到“英雄”的后面，埋藏着一个天才科学家悲怆的命运，可迟迟找不到发掘的路径。直到1993年的一天，我看到了束星北档案。
厚厚的七大卷卷宗，记载着一个人，一个天才科学家被扭曲被阉割的命运历程，沉重得令人窒息。实际上，三年前我就看过这些卷宗，那时候，我对连篇的揭发、检举、调查、告密或反省、检讨、悔过材料没有兴趣，也就未曾留意，翻了翻就送了回去。可是再次翻看它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卷宗让我读了两个多月，需要时间消化理解尚在其次，主要还是因为心脏和情绪的超负荷让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我觉得档案的主人好像一开始就被人送进了“特护室”严密监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记录，他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状态也要通过各种仪器进行观测并记录在案。
“病人”（束星北应该是个病人，他一直就是被当作病人看待的），接受检查的目的是要进行手术治疗。整个七部卷宗便是一个时代对一个人精密的检查与观测过程和漫长而又耐心的手术过程。于是我看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尊严，被一点一点地剥离、剔除，这一细腻而严酷的过程。
这是一个优秀的人不断被阉割扭曲为“另类”的历史（“另类”是什么，我找不出恰当的定义，实际上，束星北在不断地遭受阉割与扭曲的过程中，并未成为改造者们期望的人，因此，我只好用“另类”来形容），是一个英雄“落败”的历程，也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
当然我也看到并感觉到了档案主人的顽强和韧性，看到那个被一次次揿下的不屈的天才的头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昂起。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被动听的口号包裹的罪恶才被展露出来。
这段历史不知被发掘扬筛多少遍了，可是束星北档案让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匆匆踏过去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尽管阅读了档案，正式动笔还是在三年半之后。就束星北复杂而又丰富的命运历程而言，档案只能是个指向，一个通往目的的路标，而我的目标是了解他人生经历的全部过程。我列了一张人物采访表格，依着他的每一段经历“按图索骥”，只要与他有过关系的人都是我的采访对象（很多人物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发展出来的），这张表格上的人物后来竟有上百个。束星北的经历复杂、足迹广阔，相知相识遍布天南海北，而我当时工作颇繁，采访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或出差时公私兼顾一下。列在这张表上的人物，我虽没有全部见到访到，但见到了访到了绝大部分。我虽然知道会有很多费功夫得来的材料用不上，可我必须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踏实。
我做事缺少机敏和耐心，反应迟钝，特别是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如物理学、气象学还有解放初期的“运动史”等）几属空白。进入写作前，我需要对此补课。准备工作做得扎实些，多少可以弥补自身学养的不足。
开始写作时，我订了一年半至两年的计划，可是，一拖再拖。有个时期；我不得不停下来，将多年准备的资料全部封存，想着永远告别这样的生活。
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储存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逐渐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没能避免那些缺陷，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都是着意的创作、加工、描绘的痕迹，到处都是“我”的行踪。资料或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经加工就虚假了呢？此前，我写过一些有关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如《北极的眼睛》《轨道上的恒星》，与徐迟先生合作了《陈章良生命结构》，都是“文学作品”的路数，可我不曾有这样的感觉，是束星北让我思索，让我认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分析报告，需要的是冷静客观的态度。如果需要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话，也应该是的的确确在滚沸的思绪里浸过、煮过，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文字。当我真正明白这点，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第一稿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重来。
我曾想过放弃。很长时间里，我不再触碰它，也设法不再想它。再动笔已是几年之后。首先要做的还是“基础建设”，虽然不是将“过去”全部推翻，但是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开始。
《束星北档案》基本上由三部分材料组成：一、大量的背景资料和有关文献；二、原始档案资料；三、口述资料。前两部分相对容易些，只要有寻找材料的途径和精选资料的耐心就可以了，而口述部分则困难得多。
重新采访，我小心了很多。有时我宁可让一个片断一个情节和一个历史事件，在众多的被访人口中重复来重复去，也不愿失去或放弃一个采访对象。我相信，这样会让口述材料变得更加可靠。所幸的是，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大都在青岛，资料提供者也大都在青岛。我们共同面对的束星北，是一个令很多人在重新面对他时都会产生愧疚感或负罪感的悲剧英雄。因此，采访或与这些人交往还不算特别困难。
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复杂多侧面的，束星北也是如此。在他这样卓尔不群，勇敢顽强的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性的弱点，诸如软弱、屈从甚至卑琐。这种复杂的人格状态，在他被抛到生命的最低层后显得尤为突出。
束星北的四子束义新的家，在青岛市延安三路路旁的一个逼仄破旧的公寓楼里。束星北多数时间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对父亲的认识与了解也比其他子女多。走进他们的家，我就像走进自己亲人的家，没有记录（记录都是事后补记），也没有刻意地引导启发。我们面对着共同的亲人，我们一同感觉着束星北留下的很多东西：痛苦、忧伤、孤独、音容甚至体温。
有一天，我正在与束义新的妻子王惠玲闲聊，束星北的另一个儿子来串门，闲聊中谈起了父亲的一顿饭。他说，父亲在复出后和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父亲的饭量向来很大，可那次还是让他们子女开了眼界。那顿饭父亲吃了十个鸡蛋，一只烧鸡（足有四斤多），四只猪蹄子，另外还有大量的蔬菜和主食。说这些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像一柄小小的利刃，在我心口划了一下。他说，父亲在吃东西的时候，儿女们，还有孙子孙女围拥在一起，但他却只管往嘴里填东西，谁也不看一眼。听到这个事的当晚，我联想到一些人把束星北和王淦昌作了反复对比后认为，束星北什么都不少，就是脑子少了一根弦；我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储藏室里，哭了一场。我在这里述说这个细节，并没有贬责他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细节照亮了以往缠绕盘结在我心中的谜团。像束星北这样理性而刚强的人，在历次“活着还是死去”的选择中，每每选择了“活着”，他刚强的身躯是怎样弯曲甚至扭曲的？我们以前的注意力多放在政治运动或一些大的事件上，而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层面。世俗的目光、世俗的评判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候能大得将一切都淹没。那颗高贵心灵是多么的孤独，我似乎可以触到了。
我想正是由于这样的“资料”，我对这个天才物理学家所做的“量化”分析才有了支撑。
选择了这样的写作，资料是硬碰硬的事情，如果有些资料一时无法得到，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1992年在束星北老家采访时，我得知这个家族留下一部家谱。可是家谱的保存人——束星北本家一个侄子，却将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了摆在供桌上。无论当地陪同的政协朋友怎样劝说、央求，他都不为所动，理由是几个月前因担心家谱受潮，打开看了看，结果头疼了半个月。他认为自己冒犯了祖宗；受到了惩罚。直到数年之后，在当地政协和束星北子女共同努力下，这部家谱物归原主，我才得以看到。
写作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空白”和“待考”。有时候，我无法遏制自己的冲动，“合理想象”、“逻辑地推动一下”不时地诱惑着我。其实，有些“空。白”、“待考”并不复杂，只要我稍稍动用一下“手段”，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实际上，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我曾多次放纵过自己的冲动，冲撞了红线。不过，一但冷静下来，我就会将放纵冲动的痕迹毫不留情的清除。一座大厦即使有一个立柱是假冒伪劣的，大家也会对整幢大厦的质量与安全产生怀疑。还有，束星北的那双眼睛看着我，审视着我，这从我最初接触他时，就感觉到了。就像束星北无法绕开自己的命运一样，我亦绕不开这双眼睛。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束星北再度为人关注，一些人将他命运的悲剧归因于他的个性：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也有人用心理学或精神病理学对其进行分析，说他具有“天才的病态人格”。可我总觉得，束星北的悲剧像不曾愈合的伤口，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像一杆标尺，衡量着我们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包容度。我原以为，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变得理性一些，目光放得远一些，可实际上，束星北似乎仍没走出自己的命运，这也许是他的定数。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当年的学生），想藉此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从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校园一个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医学院，发现自己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呼应着社会上的一轮又一轮的地产热，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的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宿舍楼。我觉得大楼就像是建在束星北的脊背上。
一些朋友对我写作《束星北档案》所用的漫长的时间颇存疑问，他们不明白，什么样的书需要花费这样久的时间。我亦自问：这样的书要是在快手手里会怎样？不过，认识一个人、一个时代，十五年�
